第三小说网

韩非的法家前辈与学术渊源（第2页）

吴起的不幸是楚悼王死得太早。假若悼王迟死，让他至少有十年的执政期，也许商鞅就不那么有名了。战国的局势本来就是秦楚争霸，一旦楚国变法取得成功，统一中国的主动权也许就落人楚王手中。

商鞅的法商鞅是李悝的学生，魏国的贵族。商鞅以天下为己任，在魏国不受重视，便跑到了秦国。初见秦孝公，他说以“帝王之道”，未能投合。继说以“霸道”，再说以“强国之术”，而后孝公大悦，遂委以重任。

比起吴起来，商鞅是幸运的，秦孝公成为他的坚强支持者，信而不疑，所以取得了变法的巨大成功。

《史记》说，变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变法的详细情形现在已不能完全了解。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大致有如下内容：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组织，以地域划分什伍组织，使其互相监督，互相控制；注重军功，爵赏有军功者，重罚私斗者；重农抑商，以免去徭役鼓励增加农业生产，以罚作奴隶来限制工商活动；民有二男，成年之后必须分家，否则加倍收赋；规定宗室必须建立军功，否则会被开除宗族属籍，有功者可以荣华富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可以荣华；废井田，开阡陌。

无论从当时的生产发展来看，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这次变法都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只有那些怀恋过去，站在旧贵族立场上的人才对变法持敌视态度。秦孝公一死，商鞅便被车裂而死。吴起和商鞅都是因变法而死，但不同的是，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只进行了一年，而商鞅的变法进行了近二十年。吴起一死，楚国的变法随之失败；而商鞅虽然死了，变法却取得了成功。

商君的变法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人批评他以酷刑等高压手段制造恐怖，有的人批评他单用法而不用术。

从这些批评看，商鞅是一个纯粹的法家。纯粹的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主张秉公执法，一切以法为权衡尺度，不许任何人超越法的范围，凌驾于法律之上，“法不阿贵”。

申不害的术申不害与商鞅同时，比商鞅晚死一年。《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申不害原是郑国的贱臣，后因得到韩昭侯的信任，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15年，国治兵强。申不害在世时，没有人敢于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又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申不害既然“主刑名”，自然是言术又言法的法术之士，大约是因为他谈论的主题是术，所以韩非多次批评他不擅其法。

那么法与术有何区别呢?

《韩非子·定法篇》说得很清楚：“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也就是说，术是帝王驾驭群臣南面而坐之权术，法是帝王通过群臣控制老百姓的工具。

《申子》，司马迁认为有两篇，《艺文志》以为六篇，都失传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残存在其他文献中的一些零章断句。通过这些零散的东西，可以看出申不害是言法又言术的。法与术是互相作用的两个方面。

“申不害，韩昭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新故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定法》）韩非说得很明白，申不害不是不行法治，而是不善于法治，“不擅其法”。

申不害是专制独裁的鼓吹手。“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这就是说，君主应当掌握一切大权，群臣只能是君主任意驱使的奴仆和工具；君主应当像防范盗贼那样，时刻提防奸臣篡夺权力。为了有效驾驭群臣，君主要采用手段，装出一副糊涂的样子，暗地里窥视群臣的动静。

《吕氏春秋·任数篇》里有一则申不害评论韩昭侯的故事。大意是说，韩昭侯爱卖弄自己的智慧，有一次看见祭庙所用的祭猪太小，就叫人把它换掉。换的人阳奉阴违，又把原来的猪拿上来。韩昭侯直接说：“这不是刚才让换下去的那头猪吗?”换的人无言以对。韩侯左右的人问何以知道。他说，由它的耳朵知道。大概是韩昭侯记住了耳朵上的标记。申不害听说了这件事，认为韩昭侯不该这样说。在申不害看来，君主听见了，要装作没听见；看见了，要装作没看见；知道了，要装作不知道，深藏不露，免得他人有所提防。只有这样，才能听到一切，见到一切，知道一切。知道的装作不知道，不知道的要装作知道。只有让别人摸不清底细，那样才能被看成是微妙神玄，深不可测。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这是申不害思想的核心。在申不害看来，明君应当把天下人当成玩偶，依靠自己的“方寸之机”运转天下，实行独裁专断。

慎到的势慎到是另一派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赵国人，约与孟子同时。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

慎到认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君主的权势可以作为行法的力量。有了权势，有了法，平凡的君主“抱法处势”，就可以治理天下。慎到说：“龙在云上飞行，蛇在雾中游**，一旦云消雾散，龙蛇就如同蚯蚓、蚂蚁一样，因为它们失掉了所依靠的东西。贤人所以屈服于不肖的人，是由于贤人的权力小，地位低；而不肖的人所以能够使贤人服从，是由于不肖的人权力大，地位高。尧如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连三个人也管不了；但桀做了帝王，可以搞乱天下。我从这里知道权势是非常重要的，贤能才智是不值得羡慕的。软弱的弓能够把箭射得很高，那是由于风力的推动。不肖的人的命令能够推行，是由于得到了臣下的帮助。如果尧的地位同奴隶一样的话，老百姓就不一定服从他；当他做了君主，他的命令便可以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能才智不可能制服臣民，而权势地位，却可以控制贤人。”《韩非子·难势》征引了慎到的政治主张。

所以荀子批评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大概是慎到过于看重了法和势的作用，而忽视德化的力量。

从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到慎到，这些前期法家虽然思想学说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法治主张，都是韩非法治思想的前驱。

韩非思想的学术渊源

集法家思想之大成韩非思想的主体是法术思想，人们公认，他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经过个人熔铸，使法、术、势三者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法家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

韩非曾批评申不害“徒术而无法”。指出，申不害辅佐韩昭侯，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所以韩国不能称霸。

他又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指出，商鞅辅佐秦孝公，推行法治，虽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因为不善于权术，人君得不到利益，大权旁落，未能达到帝王之治。因此他主张兼用法、术。

他又采用慎到的势治学说，重视权势的重要性，强调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法是官府公布的成文法，是编著在图籍上的法规；术是君主暗藏在心中的权术，是驾驭臣民的手段；势是君主掌握在手中的权势，是控制臣下的凭借力量。韩非把这三种学说综合起来，形成法家完整的政治学说。

这样，韩非的政治学说与前期代表人物的个人主张就不同了。在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里，法治、术治、势治各有侧重，互为作用，互为依托。概括起来说，就是君主凭借地位和权势，运用术数来驾驭群臣，并通过群臣的辅助，使老百姓严格遵守已经公布的成文法规，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帝王统治术。这也正是韩非集法家思想大成之所在。

韩非与荀子韩非的主要思想渊源于前期法家，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他生在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政治思潮互相激**，互相影响。韩非对儒、道、墨、法等学说给予了各种评论，或肯定，或否定，或引申，或修正，均有独到的见识。韩非在对各家学说评判时，自觉与不自觉地受了各家学说的影响。对前期法家的思想他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发展；对儒、墨、道家学说则是批判、扬弃和利用。这样，他不只是集前期法家学说之大成，而是有选择地吸取了儒、墨、道等诸家学说的部分内容，成为先秦诸子中思想面最宽的一位思想家，也是这个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