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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和实行儒学（第1页）

尊崇和实行儒学

唐太宗出身将门，长于乱世，戎马倥偬中，平复叛乱，几乎是无往不胜。在那段时间里，他基本上无暇读书。在以武力拨乱反正，完成和巩固了统一之后，治理天下由武功转为文治。

面对这一现实，魏征建议唐太宗说：“偃武修文，既能安定中国，又能让周边少数民族臣服归顺。”

唐太宗非常认同，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他说：“我虽然是以武力平定天下，但是最终还是要以文德教化海内。文武之道，各自按照适当的时机来应用。”为此，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文治措施，其中首要的就是尊崇儒学，以文治天下。

唐太宗登基之后，武力夺天下的历史已经结束，急于寻找治国之策的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今人治国为何不如古人？”

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崇尚清静，以百姓的需要为己任，当今却出现了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私欲的迹象，所任用的大臣也并非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汉代的宰相，无一不精通儒学经典，朝廷有军国大事，都能引经据典，明果断决，所以人人懂礼教，天下太平无事。近代以来，重武轻文，严刑峻法，儒学受到冲击，淳朴的民风遭到破坏。这是今不如古的重要原因。”

对此，唐太宗非常赞同。但是，贞观初年的政坛，武官居多，文臣偏少。因此，唐太宗积极提拔精通经史的人做官，百官中文人的数量渐渐增多。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现在所爱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治国之道。有了它，就像鸟有了翅膀，鱼有了水；失去了它，则难以生存。”这说明唐太宗自继位以后，留心于典籍，体会到儒家学说可以维护等级秩序，有助于风俗教化，比起那些纯用“严刑”“峻法”“霸道”治国的方略，实在是高明得多，对于封建统治，具有妙不可言的作用。所以，马上得天下的唐太宗，为了下马治天下，也埋头经典，热衷文治。

贞观二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国子博士朱子奢向太宗建议，提高孔子及其门徒在太学中的地位。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意见，下令在长安国子监内建孔子庙，称孔子为先圣，以其著名弟子颜回为先师，召集天下大儒赶赴京师，举行隆重的典礼，向孔子顶礼膜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州县建造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太宗又下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设庙殿，专门拨出二十户人家维护供养。唐太宗还下诏对历代名儒与经学大师表示敬仰和尊崇。

贞观十四年，下诏对梁、陈、周、隋四代的九位名儒进行优赏，对其子孙予以荫袭封官。贞观二十一年，又下诏将自先秦和魏晋以来的名儒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逢、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位先儒列入孔子庙。这样，儒家先圣孔子和历代名儒的社会地位，就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即位之后，唐太宗考虑到文学馆只是自己任秦王时的府属机构，十八学士多调任要职，文学馆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就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名儒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萧德言等人，都以本官兼署学士。

散朝之后，太宗将他们引入内殿，讲经论义，共商国是，有的时候到了深夜才回去，而且弘文馆的学士可以参与议定礼仪、典章、律令等重大活动，所以，唐太宗开弘文馆的目的，不仅仅是讲论经义，更重要的是商议政事，是为其文治服务的。

南北朝的长期战乱之后，儒家经典多有散佚。对此，唐太宗十分重视，命令时任秘书监的魏征负责经籍图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魏征等人广泛征集募购，将所得图书分为四部，详细校订，手抄誊写。至此，“经”“史”“子”“集”四部的图书分类法正式确定。

在国家经史子集已经完备的情况下，为了便于学生学习和科举考试，统一思想，巩固统治，唐太宗通过两个步骤，完成了对儒经的统一工作。

儒家经学从西汉初年就出现了今、古文学之争。东汉末年以来，经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学说，遍注经籍，形成了一个经学流派，世称“郑学”。

三国的经学家王肃又独树一帜，不再分今文、古文，对各家经义加以综合，形成了与“郑学”对抗的“王学”。西晋永嘉之后，这两个学派的斗争就代替了今、古文学之争。南北朝时，政治上的分裂导致南北学派的对峙。

南北朝后期，因为南北学派的交流，使得南北经学的差异缩小。隋朝的建立，则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政治分裂局面。而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和经学上的统一。当时，经学已经出现了南北融合的趋势。著名的经学大师刘焯、刘炫等都是学通南北、博古通今的硕儒。但由于隋朝短命而亡，南北经学仍然未能统一。

唐太宗第一步，颁行《五经定本》。鉴于古代经籍因年代久远，文字讹谬，加之南北经学各有师承，解说各异，唐太宗便让精通训诂学的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

唐太宗把考订“五经”的工作交给颜师古，是颇具眼力的。颜师古的祖父颜之推是一代名儒，颜师古少传家业，遵循古训，博览群书，尤精训诂之学，具有研究经学的扎实基本功。因此，颜师古是考定“五经”最恰当人选。

颜师古利用秘书省的经籍图书，悉心校刊，历时两年多，完成《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五经”的刊定，呈献给唐太宗。唐太宗十分重视，召集诸儒进行评议。

由于时代久远和师门不一，诸儒议论纷纷。颜师古援引晋以来的古今版本，援据详明，一一作答，诸儒都很佩服。于是，被唐太宗批准为《五经定本》，颁布全国。

颜师古的这项工作，是对魏晋以来“五经”版本混乱局面的一次大清理。这就为当时学校教育提供了统一的课本，也有利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另外，颜师古还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所作的《汉书注》，博采众长，匡谬补阙，是《汉书》现存最重要的注本。

第二步，编纂《五经正义》。“五经”的版本统一之后，接下来就是对经书的注疏工作。唐太宗针对儒学门派多，历代相沿的经文解释中的歧义迭出的状况，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位儒学大师共同撰定《五经义疏》。

孔颖达自幼聪明睿智，博闻强记，八岁就开始学习古经，尤其喜欢《左传》《尚书》《周易》《毛诗》《礼记》等儒学经典，同时还通晓天文历算，又善写文章。唐太宗平定王世充的时候，孔颖达正避居在虎牢一带，李世民慧眼识人，将他引到秦王府做文学馆学士，从此受到重视。

与孔颖达一起从事编撰工作的也都是硕学大儒，如于志宁、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王德韶、朱子奢、贾公彦等。他们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对于六朝以来儒学的纷纭，一律以汉魏古注为权衡，考定是非。

由于孔颖达等人贯通诸家学说，并且治学态度严谨，因而《五经正义》的编撰，使汉魏以来儒家的门户之见一扫而空，如古今文之争、郑王学之辩、南北学之分等都销声匿迹了。

《五经正义》的编定，是初唐诸儒集体智慧的结晶。唐太宗对这项工作也十分满意，下诏褒奖道：“你们博综古今，义理准确恰当，考察前儒的不同说法，符合圣人的旨意，实在做了一件不朽的大事啊！”

但是，由于《五经正义》的编撰出自很多人之手，存在许多弊病，唐太宗又下诏重新修订，由于孔颖达已年老退休，无法主持修订工作，终贞观之世未能完成修订。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才修订完毕，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正式颁行于天下。此后一直到宋代，科举考试皆以此为标准。

《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颁定，不仅适应了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方略的需要，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实现了儒家学说的空前统一，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唐太宗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他不禁绝其他思想流派和宗教。他尊崇道教，也允许其他教派的活动。

唐太宗所以尊崇道教，是因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人，首先遵奉的应是本土宗教，而不能是从外地传入的宗教。再则，与唐太宗的“尊祖”意图有关。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门阀观念很强，李姓并非贵姓，所以唐太宗要重修《氏族志》将李姓列为一等姓。而道教以老子李耳为教祖，李耳与唐朝的皇帝同姓，为了追崇李姓的高贵，使李姓政权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便将道教始祖老子拉出来，神化老子，以攀附祖先。

唐代诸帝、后妃公主、达官贵人，甚至文人骚客，许多人信奉道教。道教在统治阶级的组织和扶持下，在唐代得到迅速发展。

唐太宗在位期间，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利用佛教，基本上对两者都予以宣扬利用。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侧重。

贞观十七年，著名佛学家玄奘印度取经归国。次年春夏之交到达于田，并上书唐太宗，唐太宗令敦煌官员前往迎接。回到长安时，高僧俗士倾城出迎，焚香撒花，顶礼膜拜。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在长安召见了玄奘，并称赞他意志坚强、词论典雅、风节高尚，在佛教造诣方面超过了前人。玄奘提出要翻译佛经，唐太宗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召集部分通晓佛经的人，与玄奘共同完成这一事业。

另外，唐太宗对刚刚传入中国的景教也给予了合法的地位。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贞观九年，波斯景教教主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迎接，待若上宾。贞观十二年，又准许他在长安建造大秦寺，并下诏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各种教派，都是为了济度众生。

唐太宗尊崇道教，又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而是在确立道教首要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其他教派自由发展，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的策略。能做到这一点，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而这种自信，既来自强大的国力，又源于豁达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