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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在危机中崛起（第2页）

《永乐大典》

靖难之役后，朱棣被方孝孺等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为了给自己正名，朱棣迫切的需要做一件事情来挽回士大夫们的心，这样一来可以消除朝野上下的抗拒力量，二来可以把士大夫们重新集结起来，笼络他们。朱棣实际上就是要做给别人看，你们都说我杀戮文臣，我就偏要向你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朱棣率先想到的是，将天下分散在各种典籍中的文字分门别类的收集起来，做一本包涵天文、地志、阴阳、医算、僧道、技艺等多种资料的大百科全书，这样便于人们考索和摘录。想到做到是这位马上皇帝的特点，在他即位后，马上下诏，让解缙等人着手编著《永乐大典》。

想把古今典籍里的书全部编纂进去出来，并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首先就需要搜集各种各样的古籍，有了这些古籍在编纂时候才能万无一失。朱棣问解缙难道文渊阁的藏书还不够多吗？解缙说，经史方面的书还算齐全，但是子集类的可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朱棣马上交代礼部尚书说，不管是朝中的还是民间的，看谁家有古时传下来的遗书，只要是好书，奇书，不要过问价格，统统买回来。大规模的收集古书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可这不过是简单的准备工作而已。为了让编纂的朝臣们安心修书，凡是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朱棣都给予了他们非常好的待遇，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有的人每天来往与文渊阁不是很方便。朱棣就把文渊阁附近的房子都腾出来供他们居住。而且还下诏令给光禄寺每天为这些人提供酒肴、茗果，如果是朝中的大臣参与编纂，每天可以不上早朝。

好的待遇也是要讲究条件的，这些条件反映再严格的责任制度上。凡是参与编纂的大臣每天必须按时间到编修的集中地点，早进晚出，谁要是雇人代写，消极怠工，全部依法论处。官府每天提供笔墨纸砚，在抄写的过程中如果有一点差错发纸重来，不管抄多少遍，最后都只能算一页。一页稿件在抄写完之后，要写上编纂者的名字，谁是分校官员，谁是总校官员，这些都要标的一清二楚，职责非常明确。正是因为高标准，严要求，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才没有一点涂改、挖补、添加的痕迹，可见编纂者之用心。

第一次编纂较为顺利，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编著完成。解缙拿着书给朱棣看的时候，朱棣心里非常开心，还专门赐名为《文献大成》。147个编纂此书的大臣都也受到朱棣的赏赐。可惜的没过多久，朱棣在翻阅的时候，觉得《文献大成》并没有自己想想的那么好，觉得还有“尚多末备”。于是下诏另重修此书，这下可把朝野上下都惊动了。第一次编书时，已经是人才汇聚，可是这样的书皇上还不满意，那究竟什么要的书才能皇上想要的呢？朱棣也想到这一点了，此书耗147个大臣一年之力，也仅仅如此而已，要想完美就得花大本钱。在第二次修书的时候，朱棣把管理阵容扩大了，以前只有解缙一人负责这个浩大的工程，这次他加派了姚广孝、刘季篪与解缙共同主管此事。在他们三人之下，又有总裁五人，副总裁二十余人，同时从礼部挑选中外官员和宿学名儒充任纂修，让国子监和各府、州、县学中善书的生员任缮写。第二次修书，规模之大可以说是亘古未有，朝臣文士、宿学老儒共计2，169人，缮写就多的无法统计了。

其实，在修书的同时，朱棣还是藏有一些私心的，他的侄子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一直也没有了踪迹，这让他始终有点耿耿于怀，担心总有一天这侄子回来找自己算账。所以这次是借修书知名，汇聚天下饱学之士，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在听说建文帝可以已经出家为僧的消息后，朱棣更是主张在《文献大成》里加录佛道两教的著作，借此来拉拢佛道信徒，根绝后患。

在耗费了六年的时间之后，《永乐大典》终于编纂完成。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在内容编排上，全书按照《洪武正韵》的韵母目排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列读音，解释字意，再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把自古以来的各类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写下来。内容上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但是作为一项庞大的编纂工程，其中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漏洞。比如在收录过程中，所收资料取韵缺乏规范，这大大的减弱了它的检索功能。后期的《四库总目》对此的评价是比较中肯：“割裂庞杂，漫无条理，或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或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与卷首《凡例》多不相应，殊乖编纂之体。”

由于编修《永乐大典》的工程过于庞大，所以完成之后，迟迟没有能够刻印。而备份工作也迟迟没有展开，直到嘉靖末年才开始重录了一个副本。到明朝灭亡时候，《永乐大典》的原本不见了踪迹，有人说是在文渊阁中被全部烧毁了，也有的说是陪同明成祖下葬了，各种说法都有。副本得以传承，但是到了清朝时期，副本也损失惨重，到清朝末年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园联军的焚毁后，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残本，不足全书的百分之三，但里面也保存着相当多的珍贵资料。而朱棣当初编纂此书，也实在是为祖国文化事业的传承立下了大功一件。

七下西洋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成为明朝第三位皇帝。最初几年，全国局势严峻，人心不稳。朱棣以他独特的政治手腕，以镇压和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在严厉打击怀有反抗之心的前朝大臣的同时，也对跟随他“靖难”夺位中立下功劳的文臣武将，给予充分的优待，追封战死的将士。对能真心归附的前朝大臣，也都量才施用。当然朱棣很清楚自己是藩王起兵夺取皇权，深知藩王拥兵过重对中央的威胁。最初，他为稳定局势，还是恢复了周、齐、代、岷四位亲王的封号，但很快又找了些借口，逼他们把兵权上交。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外寇入侵。朱棣深思熟虑后，决定迁都北平。北平是朱棣发家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而且附近城市就屯有重兵。天子居中坐镇，内忧外患都不足为虑。

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改造北平城。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正式迁都。首都南京为留都，并称南北两直隶。

成祖在位期间政通人和，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力强盛，“北虏”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关外；“南倭”在明军的打击下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十分牢固。明成祖要向异域展示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海外各国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伴随郑和出使的随员有两万七千余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等。海船的性能、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船队中的大船舶名为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有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其船队仅有三艘船和九十名水手。

郑和率领船队，携带国书和大量金银、绸缎、瓷器等物品，从苏州刘家港启航，在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待到入冬，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船队拔锚扬帆，第一站到达占城（今越南），揭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

明朝时以婆罗洲（今文莱）为界，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称“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范围，即东南亚各国，故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国，都会和当地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冠服和珍贵的礼物，并赐给国王诰命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与之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招徕各国向明王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船队也与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

当然，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也会有纠纷，有战斗，但都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在近30年间，郑和碰到过三次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企图抢劫郑和的船队。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明朝的外交关系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纷纷派遣使臣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的国家的君主还携妻带子亲赴中国访问。许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从未与中国有过交往的东非国家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

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了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就闻名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而没能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令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的文化交往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等记录了各国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麒麟”的长颈鹿、斑马、鸵鸟等珍禽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

此外，在科技上，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勘测实践绘制而成的《郑和航海图》，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调查活动（1872-1876年）早了四百多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基。他们和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打破海禁，有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重新执行“海禁”政策，“罢宝船弊政”。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王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不过规模已大不如前。有说法认为，宣德八年（1433年），就在这次航海的归途中，一代航海家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了人世。也有记载郑和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卒于南京。

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闭门自守的岁月。

仁宣之治

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在这个时期，大明帝国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顶点。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间断的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尚武，一生御驾亲征无数。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改年号洪熙，是为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母是徐达之女徐皇后。

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皇祖朱元璋很欣赏他的儒雅与仁爱。朱高炽身材肥胖，走路十分吃力，只能靠两个内侍搀扶着行动，行动慢慢吞吞，跌跌撞撞。对于生性好武的明成祖来说，相比这个以宽厚仁孝出名的长子，还是觉得次子朱高煦和自己相像。但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却文武双全，最得明成祖朱棣喜爱。加上长子继业的传统，所以最终还是朱高炽成为太子，永乐九年（1411年）再立14岁的朱瞻基为皇太孙。

洪熙元年，仁宗皇帝病发猝死，终年47岁，尽管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但他对大明江山的贡献毋庸置疑。明成祖初期热衷于军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朱高炽掌管朝中政务，使自己的政策得到很好地推行，已经为“仁宣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仁宗驾崩时，当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皇叔朱高煦打算在朱瞻基奔丧的时候半路截杀，然后自立为帝。但朱瞻基在父亲病重后立即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赢得了先机。当时朱高煦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得如此之早，还没有将埋伏设好。

宣宗即位之后，着手扶植自己的军事力量，准备抵御外藩的挑战。皇叔朱高煦当初在靖难之役战功赫赫，始终没放弃武力夺权的野心。现在仁宗病逝，新皇即位，政局未稳，正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像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举兵谋反。

早有防范的宣宗皇帝御驾亲征，声势压倒了叛军，而且朱高煦势力已被暗中瓦解，事先相约共同起兵的几路人马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就平息了叛军，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弃城投降。宣宗展现了仁厚的一面，没杀皇叔朱高煦，仅仅将他软禁了起来。

明宣宗政治开明，任人唯贤，一时间人才济济。朝中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可以信赖的官员。再加上爷爷和父亲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当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盛世--“仁宣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