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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节与谢导分别后，我就再也未与他见过面，其间倒是通过几次电话。每次通话他总是说很忙，不是说要到某地看外景，就是说某部片子可能马上要拍摄，声音还是那种声音，沙哑而洪亮。但从他所报出来的那种紧张得几乎没有喘息余地的工作节奏中，我明显地感到他有一种强烈的焦灼感，其实这种焦灼感在《谢晋从影5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就开始出现了。1998年10月26日下午3时许，这位**满怀的中国电影巨子站在家乡为他特意制作的高高的明星碑下，曾声音铿锵地对他面前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们说：“我走过了50年的电影生涯，我现在虽然已75岁了，但还要在电影艺术道路上走下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或许正是在这一种精神的鼓舞下，谢晋在从影5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并在《鸦片战争》一片获得巨大成功后，又立即精神抖擞地扛起了摄影机，他那洪亮的大嗓门又在片场上空炸开来。那部被谢晋称为“献给自强不息的中国妇女”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女足9号》，就是在这期间拍摄完成的。平心而论，这部倾注了谢晋一腔心血的片子是拍得不错的，谢晋自觉也是满意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由谢晋精心打造的融“**和悲壮、朴实和自然”为一体的好影片，却受到了观众的冷遇。望着观众寥寥的电影院，一脸茫然的谢晋感到十分的纳闷和不解：中国的电影观众究竟是怎么了？

他那些忠实的电影迷又在哪里呢？而更为严峻的是，与《女足9号》稀落的观众相辅相成的是，他还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拍摄《女足9号》所出现的巨额亏损。

步履越来越蹒跚的谢晋在这一时期的心情是焦虑和茫然不知所措的，甚至是十分痛苦的。面对新一代电影导演的崛起，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和世界电影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谢晋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奈、落寞和力不从心。尽管他不想也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他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所拍的电影已经不受市场欢迎了。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是残酷的。艺术作品只有经过市场经济的检验才能站稳脚跟。其实，谢晋此前所拍摄的《鸦片战争》是作过这方面的探索的。当然，这种探索是有极大风险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谢晋品尝过成功的喜悦，也吞咽过失败的苦果，而《女足9号》，便是其中的一颗苦果。

拟议中的那些庞大的拍片计划看来必须得作重新审视和调整了，但这并不表明谢晋开始从中国电影阵地的前沿后撤或放弃，在谢晋性格的字典中，永远也不会出现“后撤”和“放弃”这几个字。他是一个进击者，不是一个轻易言败者。在2006年春节的那次酒叙上，可能是因为多喝了几杯酒的缘故，他竟在酒桌上大声地嚷了起来：“有人劝我别拍片了，说我的片子没人看了，这是什么话？反正我不信，只要有好本子，我不相信我拍不出一部好片子。”

可是好本子又在哪里呢？在他的眼里，《江湖祭》算是一个好本子，《桥魂》《乡村女教师》《大人家》和几年前就开始筹划的《拉贝日记》等也是一些好本子。由著名编剧王兴东创作的《与皇帝离婚的女人》也是一个好本子。这个本子谢晋拿到手里时，他竟一口气将它看完了，然后便用兴奋的口气对王兴东说：“连夜读完剧本，多年来没有见到的好本子。故事好，人物好，有卖点，也有国际市场，操作好了，会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影片。”可能是因为难得遇到了一个好本子的缘故吧，他竟在2003年1月24日参加完一生中最后一次全国政协常委会后，冒着东北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拉着王兴东直飞长春。

然而，所有这些曾为谢晋带来过激动、带来憧憬和希望的本子，最终都没有变成一部部拷贝，在银屏上与观众见面。个中原因，难以言述。可以想见，当一个年逾八旬，拖着疲惫而沉重双腿的老人为了他梦想中的电影而孤寂地四处奔走呼号时，那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谢晋在晚年时期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这脾性部分来自个性，部分来自心情，而无电影可拍则是他常常向朋友和家人发火最重要的原因。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曾说他要是一个星期没事干就会生毛病。可他除了拍电影，什么事也不会干。虽然，晚年的谢晋并不寂寞，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去参加很多的会，也可以为人家去剪彩、作报告甚至坐主席台，但这些活动大多与电影没关系。虽然他有时也去参加了，但心里总念念不忘地惦挂着电影。他的电影又在哪儿呢，好本子虽然到手了，但钱又在哪儿呢？没有钱，最好的本子捏在手里也没用。为这事他常常一个人在半夜三更爬起来，然后在书房里像困兽一般不断地转悠。家里的人都不敢劝说他，因为都知道他正在火头上。谢衍有一次因为劝了他几句，被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

知父莫若儿，一直追随着父亲足迹的谢衍是理解父亲的，他在去世前曾对一位朋友说：“父亲有很幸福的一面，也有很痛苦的一面——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拍那些武打的东西，不会迎合，他一直想拍电影，现在找资金不是很容易，拍片机会比较少，我想他这方面很痛苦。”谢晋一位电影界的朋友对谢晋的这种举动很不理解，说：“谢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影已经从文学化走向视觉化，他那种故事没有人看了。”但冯骥才听了后却并不这么看：“你不懂老谢，电影是他的生命，他活一天，就得活在电影中，他最佩服黑泽明，因为黑泽明是死在拍片现场的，他说他也会那样。”

多次声言“我死也要死在电影片场上”的谢晋在生前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仅3分钟的公益短片《中国，站立成树》，这部由他个人出资1万元征求剧本创意的短片的画面是这样的：在短短的3分钟里，一粒种子落在荒原上，经历冰雪的考验，风雨的洗礼，石块的重压，白蚁的啃嚼而顽强发芽、长大，最后成长为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与他动辄投入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所拍摄的大片相比，这部仅3分钟的短片在谢晋所拍成的全部作品中可以说是太显单薄和微不足道了。但谢晋并未轻慢这部电影，与他以前每执导一部电影时一样，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电影大师在拍摄这部短片时所投入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可以说与他在拍摄其他影片时一样的多。这就是一个大师的艺术追求。谢晋曾经说过，拍电影与写文章一样，只有长短，没有大小。作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片子，当谢晋在全神贯注地拍摄《中国，站立成树》这部短片时，是否暗喻着他作为一个老电影人将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新的电影人将像短片中的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这部富有象征意义的短片在2008年10月24日的一次网络评选中获得了“最具影响力人物奖”。这是谢晋从影60余年来所拍摄的36部影片中唯一一次在网络上获得的奖项。这说明，谢晋的电影也开始进入网络时代了。然而遗憾的是，曾为这部短片倾注了一个老电影人一腔心血和寄托着他美好梦想的执导者，却在6天前的10月18日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也看不到了。

四

2008年10月18日，是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虽然昨晚刚刚下过一场雨，但黏涩的空气，低低的充满着压抑感的云层，令人感到十分的不舒服。

这天上午9时左右，我驱车去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今天是这所历史文化名校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来自海内外的数以千计的领导、来宾和春晖校友将要欢聚在美丽的春晖校园，共同追忆和庆贺这所学校所走过的沧桑岁月和光辉历程。

车近春晖中学时，我与同行的两位朋友很自然地谈起了谢晋，谢晋是春晖早期的学生。在该校图书馆珍藏的一份“上虞县私立春晖初级中学校二十六年（民国）度第一学期新生简表”一栏中，谢晋作为该校初中部秋一年级乙组25名新生中的一员，在春晖中学度过了一个多学期难忘的岁月。虽然读书时间并不长，但谢晋对母校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在这年4月19日由春晖中学上海校友会筹备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谢晋曾十分激动地对在座的校友们说：“春晖是第一流的学校，我对别人讲，不讲别的，就讲是春晖的校友，我曾经带了文联的七八个常委到春晖参观，看了夏丏尊、朱自清、弘一法师、丰子恺等陈列室，知道这么多大家在春晖教书，讲学，他们全都傻了，现在回忆起来还很自豪。”

作为这次春晖百年校庆活动重要的校友和来宾，谢晋当然是必须邀请的。虽然大家知道他近段时期心情很不好，主要是他儿子谢衍去世后，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次磨难和坎坷的硬汉终于在这一次打击中被击倒了，他在**不吃不喝地躺了好几天，有时会默默地流泪，有时会压抑不住地痛哭。那一种哀伤和疼痛，那一种无助和绝望，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就在谢衍去世后不久，我曾与谢导通过一次话。与谢导通上话，还没容我说什么，谢导便在电话那头声音沙哑地说：“谢衍走了。”沉默了一会，他又说：“他生病，一直瞒着我们，直到离去世两周前才告诉我们。他有遗言，他走后，不要惊动乡亲们，连上海好多亲友也没告诉，我们只好尊重他。”我心情沉重地问他：“您国庆节回来吗？回上虞来，好好散散心，我们都很惦念您，您一定要保重。”他叹息了一声，呼吸似乎有点喘，说：“国庆节我就不来了，春晖校庆时我们再叙叙吧。”这是我与谢导最后的一次通话，时间是2008年的9月8日。我在这天的日记中记上了这样的一段话：“与谢导通话。

其声音低沉沙哑、时有气喘。谢衍去世，天塌地陷，谢导恐难承受，甚忧。”

因为心里记着在春晖校庆期间要与谢导见面，再加上后来从报上看到谢导似乎已从儿子去世的悲伤中站了起来，甚至有朋友告诉我，他还在10月初到过杭州等地，与有关方面探讨拍摄《中国桥魂》的事宜。这样，我原本那颗不安的心，也就渐渐地放了下来。

我甚至想，以前我们因为谢导年事已高，老是劝他不要干了，要多注意休息，现在看来，倒还不如给他一点事做，让他分散痛苦，分散悲伤，这样，对他的健康似乎更有好处。而他自己，似乎也有这种意识，在10月3日写给原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上虞老乡严肃的一封信中，他就这样说：“感谢你的慰问，我仍在忙乱中。《江安剧专》电视剧听说已拍好……春晖校庆是10月中旬，10月18日左右，我建议是否放（在）11月上旬左右（播）……这样，宜宾、成都不少同志都可以来江安，如你认可，则此行可多来些朋友……如你10月中旬来绍兴，则大家可以在浙江见见面。”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谢晋虽然心情很不好，同时又十分的“忙乱”，但他是热切地期盼着母校春晖校庆这个日子的。他盼望着回家，回那个生他养他后来又给了他无限温暖和力量的家。因为他太累了，太苦了，他想休息了，他感到，只有在回到故乡母亲的怀抱里，他才是踏实的，才是安耽的，才是幸福的。

现在，这个在谢晋工作室的台历上曾被他打了重重记号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对于这一次回乡参加春晖校庆，谢晋一开始是感到有些犹豫和不安的，夫人徐大雯因为心脏手术还在医院里躺着，女儿腿伤也在医院里。去还是不去呢？去的话，这两个人怎么办？不去的话，又将会是自己终生的遗憾。倒是徐大雯十分通情达理，她认为春晖校庆，谢晋应该去。谢晋说，去的话，他最多只过一夜，也就是参加完校庆活动后就回来。徐大雯说，既然去了，一切视情而定，不必急着回来。怀着对夫人的感激之情，10月16日，谢晋亲自来到医院，把徐大雯接回了家里，然后又破天荒地赶到女儿住的医院里，陪她说了好长一会儿话，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要她不要乱动，免得留下后患。谢晋的这般举动，令女儿庆庆在温暖之中又感到十分的诧异，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大大咧咧的，有时在外拍片，难得回家一次，见到儿女们，顶多笑着说上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对于阿三和阿四，则比她会多得到一点儿父亲的关爱，那就是他有时会伸出那双粗糙的大手，去撸一撸两个儿子的板刷头。而今天，父亲竟然特地从家里赶到医院来看她，又陪她说了这么多的话，这是她所始料不及的。

谢晋那天从女儿住的医院出来后，就由他的司机蒋师傅开车送他回家，在路过女儿家旁边的一条马路时，他又突然叫蒋师傅停车，说要去看看正在家里的小外孙。蒋师傅说：“您马上就要去参加春晖百年校庆了，回去还得准备一下，外孙待上虞回来后再去看也不迟。”谢晋却固执地说：“不行，我得去看看他。”蒋师傅无奈，只好将车开到离谢晋女儿家最近的地方。上去之后，外孙一个人在家，于是一老一少就对面而坐，你一句，我一言，谈得十分热情而投机。

这使在场的蒋师傅感到十分的惊讶，原本这小外孙常要与老外公斗嘴，外公说一句，他要回十句，故此常令谢晋生气，今天这一老一少竟是如此的亲热，把在一旁陪听的蒋师傅也深深感动了。

一切安排停当后，谢晋也该动身回乡去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了。

这次谢晋回乡由春晖中学上海校友会统筹安排，按约定，谢晋在10月17日中午12时左右，在江宁路83号弄堂口的一个拐弯处等车。

那天，谢晋早早吃罢午饭，然后换上了一套他平时很喜欢穿的米色西装，拎起那只他常用的电脑包，准备下楼。他在出门前，又来到镜子前梳了梳头。或许是想到马上就要回到故乡的怀抱了，谢晋这天的精神很好，气色也不错。

出院才一天的徐大雯还在**躺着，谢晋过去，向她辞行，在这个家庭里，徐大雯是顶梁柱，她不能倒。原本谢晋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谢衍身上的，包括家庭、包括阿四、包括他的公司。

尤其在2003年那次小中风和前不久在台湾执导《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活动时不小心从扶梯上摔下来，缝了36针，他才感到自己老了，徐大雯也老了。这个家，以后唯一能够支撑和延续下去的，只有谢衍了。然而上苍无眼，却在8月23日的那个下午，把他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残酷无情地摧毁了。一向身体不错的徐大雯从此以后便每况愈下，终于在青浦福寿园墓地为谢衍举行安葬仪式时昏死了过去。那天谢晋正在宣读祭文。这个白发稀疏步履踉跄的老人是儿子这次骨灰安葬仪式的主持人，尽管一个父亲为儿子安排骨灰安放仪式堪称是天底下最残酷的事，然而老人那天却是出奇地坚强，虽然他在众人的恸哭声中手有些抖，腿也在不停地颤动，但他毕竟还是站住了。只有徐大雯，这个天底下最不幸的母亲，没有坚持到祭奠仪式的最后，轰然倒下了。

徐大雯那天见谢晋来向自己辞别，便要从**支起身体，谢晋将她按住了，说：“你不要起来了。”见徐大雯的脸上已经呈现出一丝丝血色，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在他的心目中，老妻的身体，现在比什么都重要。

由春晖中学上海校友会包下的那辆大巴车已在楼下转弯处等他。

谢晋便匆匆与女婿郑德森打了声招呼，就坐电梯来到了楼下。车上，有不少校友已先他上了车，谢晋扫视了一下，多数校友他都不熟悉。

但当大家拥上来与他争相握手时，他却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伸出手，间或还与他们开一两句玩笑。

载着谢晋等40余位春晖中学上海校友的大巴车在这天下午的1时35分左右离开最后的集中地人民广场，往浙江出发。车经嘉兴高速公路服务区，大家休息了10分钟，有校友给谢晋递上了一只热粽子，谢晋很快就吃掉了。大概在17时20分左右，大巴顺利抵达上虞国际大酒店，也就是参加这次春晖百年校庆的来宾下榻处。

那天我正好在春晖中学举行我写的长篇传记文学《春晖》一书的首发式。原本我是想邀请谢导参加的，后来他们到上虞时已经很迟了，其时我的《春晖》一书的首发式也已经结束。考虑到谢导在路上已经累了，所以晚上也就不去打扰他了。我打算在次日，也就是18日春晖校庆活动结束后的下午，邀他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与几个朋友见见面，喝喝茶，散散心，这是我在上次电话中与他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