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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以国为本关心民生（第1页）

第3节以国为本，关心民生

笔者问曰：如何能够成为令人尊重的人？

陈廷敬答曰：一道德而同风俗。

在古时，国家的强盛需要明君的治理，也需要良臣的辅佐。仅有明君，则如航行中有船无桨，难以前行；仅有良臣，则如良材植于沙漠，难以生长。对于臣子而言，只有明君当政，他们的才华才得以施展，才能放心地为国效力，不至于整日提心吊胆，想言不敢言，想做不敢做；对于君王而言，只有良臣相伴，才能更好地帮助他出谋划策，解决世间种种问题，将国家治理好。

一个人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与其自小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明君的成长也非一朝一夕，自古以来，所有的明君身边都有一位或数位良臣，对他时刻进行提点，避免他走错路。康熙的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在这些人当中，熊赐履、张英和陈廷敬三人最受他的器重和信任。其中他最信赖的，当数陈廷敬。

顺治年间，由于满汉人数极其不成比例，顺治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遇到了很多困难。面对这样的局面，摄政王多尔衮提出了“满汉一家”“以汉治汉”的建议，即大胆启用明朝旧部，并极力笼络这些汉族官员，任他们以要职，令他们为清朝效力。此后，朝中便出现了大批汉族官员，特别是文官，大多数都是汉人。

汉族官员对于儒家思想非常推崇，他们纷纷向顺治上书，请顺治帝将儒学作为治国之本，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康熙即位后，他们又将奏折递到年幼的康熙手中，希望康熙能够学习儒学，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康熙自幼好学，加之大臣们不断进谏，更加深了他对儒学的重视。于是，除去鳌拜的阻碍后，他便开设了经筵，招入了一大批翰林院的学士任讲官，轮流为他讲经。

康熙十分好学，遇到学识渊博之人，总会满怀尊敬，抛开身份虚心请教，所以他和讲官们的关系非常好。对于康熙而言，这些讲官亦师亦友，既能帮他排忧解难，又能为他指点迷津，所以他对他们都非常尊重。他曾多次称赞讲官们的学识，并由衷地感激讲官们对他的教导，使他受益良多，还曾送他们厚礼来表示感激。能够为这样一位尊师重道、勤奋好学的皇帝讲经，讲官们都深感庆幸。

关于康熙学习的过程，陈廷敬在《刊完日讲四书解义疏》中这样记录道：“凡在六经诸史，靡不极意研精；至于四子之书，实备百王之道。比年以来，次第进讲，历寒暑而罔间，积日月以成编。”从这段记录中可见，康熙当时确实非常勤奋好学，几经寒暑，他已将儒学的精髓掌握得很透彻了。

在康熙所有的讲官中，陈廷敬虽不是开讲最早的，也不是日讲次数最多的，却是进讲次数最多的。也正因如此，他与康熙的接触要多于其他讲官，与康熙的关系也要比其他讲官更加亲近。

康熙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对其中有关“仁政”的部分格外感兴趣，时常请讲官们为他详解这些理念，并与他们探讨如何将这些理念变为实际可行的政策。陈廷敬对经学研究已久，并且对其中各种理念都颇有心得体会，谈起来条理清晰，令人信服，所以康熙听过他的讲解之后，便对他产生了特别的信赖，时时召他相谈。

陈廷敬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即能够成为以儒家学说辅佐明君的良臣。康熙让他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所以他对康熙的感情中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激，这种感激不仅是为人臣子得到君王赏识后的感激，还有一种使自己在儒学传播的道路上如愿以偿的感激。

陈廷敬在为康熙讲经时，多次提醒康熙皇帝要关注民生，并将儒家思想细细分析。康熙听得专注，并对其中的各项利民主张深感认同。在吏治方面，陈廷敬提出要“民为邦本”。在给康熙讲解《周易》时，他着重提到了“益下”，向康熙说明君王应推行“损上益下”的原则，使百姓安乐，社会安定，而后国家自然太平。他还指出，“损上益下”的结果其实还是“益上”，“君之德救民之命，自然感天之心，受天福，虽己身亦有大益，非仅无咎而已。”

以往的一些君王虽也提出要“仁政”，但真正实施的时候，却仍然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把百姓的利益抛诸脑后。陈廷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他向康熙讲述了“止辇受言”和“虚怀纳谏”的故事，提醒康熙在实施仁政时当“以实心行实政”，切勿只做表面功夫。

据《清史》记载，康熙在位期间，曾针对当时百姓的生活情况，为百姓做过许多实事，比如赈济灾荒，免去多处灾区的赋税，多次派人整修河道，严惩贪官等。为了保证百姓的生活，他还亲自去民间巡察，之后便大力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奖励垦荒。

在秦朝亡国的问题上，陈廷敬认为，赋税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自古以来，未有聚敛而不亡者也。”陈廷敬指出，秦始皇三十一年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开始对百姓实施“自实田以定赋”，耗损了天下的民力，他的儿子胡亥继位后，也秉承了这一政策，于是导致“海内叛亡”。康熙听从了陈廷敬的建议，于是先后多次大幅度减收民间的赋税，救百姓于水火。百姓皆感激皇恩浩**，无不称赞康熙的仁爱，对他更加拥护。

陈廷敬多次向康熙建议，将一切政策都建立在“利民”的基础上，从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凡事先让百姓满意，这样就可以天下归心。但是考虑到一味地“仁”有可能滋长不正之风，所以在研究具体的治世方式时，陈廷敬指出，治世还需重视礼治。

陈廷敬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秦朝只重法而不重礼。他认为，治理天下，法固然重要，但礼更加重要，法治标而不治本，只有以礼制国，才能达到治本，让天下人都信服，“使人迁善而恶自远”“使天下迁善远恶而已矣”。

纵观康熙多年来的治世方式，无一不是以礼为主。康熙于上任第十六年明确提出“与民休息，道在不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等治国理念。而后，他采取了对百姓进行道德规范的方式来减少民间的犯罪。因为陈廷敬曾说过，许多百姓犯法并非有心，只是因为不懂法而为之，所以康熙颁发了《圣谕十六条》，明确指出要通过对百姓的教育来让他们养成习惯，从而维持社会秩序。

陈廷敬还提出，在进行礼治时，最需要重视的一点就是严且有度，过严或过松都不利于礼治的开展。他说：“齐家汉世，莫善于礼。礼本天下之至严，用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故齐家者，与其过于和，宁过无严，与其过于严，宁准于礼。准乎礼，则无过严之失，而有至和之美矣。”康熙赞同陈廷敬的观点，于是在位的六十一年里，康熙一直以民为本，以礼治为主，并且时时注意治世的“度”，避免过严或过松。

有后人在研究过陈廷敬与康熙的关系后得出结论，称清朝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陈廷敬的影响。从上述列举的事例中可看出，这一结论并非无端猜测。人们常说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教育，陈廷敬严于律己，为人正直，学识和人品俱佳，康熙难免不对他心生崇拜。同时他又崇尚儒学，将儒家思想运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也运用于治世，治民时重“礼”，治贪时重“法”，施政时以“仁”，康熙整日与他相处，在思想上变得倾向于他也很正常。

可以说，陈廷敬是凭着自己的才学和人品打动了康熙，令康熙对他崇敬有加，进而心甘情愿跟着他学习儒学。可见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都能发挥强大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康熙与陈廷敬在思想上本就有相通之处，首先他们都喜欢儒学，其次他们都以国家的发展为最重要的事。陈廷敬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和臣都有选择对方的自由，合则随，不合则不随。他说：“君臣之间，其未合也，两相择也。其既合也，两相信也，君与臣其两无失乎？”由此可见，若是陈廷敬不从心底认同康熙是明君，也不会如此尽心协助他。

陈廷敬每逢谈及做臣之道，都以习惯性地用良臣而非忠臣，因为对他而言，忠臣只是对君忠，而未必对国有益，良臣却是真正对国有益之臣。他说：“在大臣之位，大臣以天下为心，无一己之私好私恶，然后有天下之公是公、非是非明，而后国是定。”在他看来，真正的良臣不是只为皇帝做事，而是为国家做事。

陈廷敬为臣数十年，虽以辅君为己任，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国家社稷。他既然能够辅佐康熙数十年，定是因为君臣在治国治世方面有着相同的观点。同样，康熙对他若是不信、不合，也不会依赖他数十年，在他致仕之后还将他请回朝中帮忙。这也说明了他们二人在根本思想上是一致的，所以康熙才会心甘情愿受到陈廷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