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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见了丑牛就笑了，“糖”大娘刚走，我都知道了。她还叫我明天就把你们叫到一起，先订了婚。我劝了她半天，让她先回去了。

丑牛又急又气：“奶奶，你知道，我救她们，是因为她们在火里，那是救命呀；我帮她们，是因为她们没人照顾，需要人帮。可现在闹成啥了？奶奶要是也没办法，我马上就得离开这儿。”

奶奶叹了口气：“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糖’老娘就要选你当女婿，她也没选错。当下她转不过弯儿来，我也没个好办法。”奶奶又想了想，说：“要不你先回老家待几天吧，上次也没回成，我再给你几个钱，多住几天。看情况吧，尽早回来。”

“每次都是奶奶救我，这次可真的得走了，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奶奶。”他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便赶紧弯下腰，给奶奶深深地鞠了个躬。出门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奶奶，我走了。”这时，他终于哭出声来了。奶奶放高声音：“孩子，别哭了，在外边会着风的。”

丑牛回到车棚，把他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特别精心地叠好包紧那条被子，背起来就离开了车棚。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小东屋，便悄声地离去了。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转眼，丑牛离开小东屋已经四年多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连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刚开始那两个月，好几次去人到他老家打听，人们说他回来三天，给养他的邻居丢下两个钱就又走了。大家以为他又回了小东屋，其实根本没回，丑牛丢了，丑牛跑了，还有人说他在天津跳海了。说法很多，但都是猜测，都是瞎传。时间一长，慢慢地就被新发生的一些惹眼事冲淡了，丑牛的事，也就没人再提。

在这段时间里，村里发生过两件引人注意的事：第一是“糖”大娘将女儿嫁给了外村一个合适的人家，她名正言顺地由“糖”大娘变成岳母娘迁居新家。在离开小东屋的时候，她对奶奶说她对不起丑牛。要是还能见到这孩子，要奶奶代她认个错。第二是病卧在炕多年的智强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轻的侯贵宝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村里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其实，寡妇背后闲话也多。现在，人们对这个孤身守寡的侯贵宝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地说道。

正在这时候，一件天大的喜事使这个小小的村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解放了！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又是扭又是唱，全村上下一片红火。

在这一片红火当中，侯贵宝的脑海里心窝里始终都在听着也唱着一首歌，那首歌里开头的两句，连做梦都在她耳畔回**。“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欢喜……”千真万确呀，天变地变人也变，变得人人高兴人人欢喜。我侯贵宝比别人更高兴，比别人更欢喜。从现在起，我就要从一个苦命人变成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成了真正的人。有时候她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屋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侯贵宝在高兴地唱着这首歌的日子里，总觉得有一个人，一直和她在一起高兴，一起唱歌，一起欢天喜地地迎接新生。这个人就是耿丑牛，很多人都不知道丑牛姓耿，但贵宝一直记得很清楚。他总觉得这个耿姓很好。耿，当然就是耿直就是正直就是正确。这理解对不对，她也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种感情，因为这就是她对丑牛这个人的认识、评价和深爱。

现在丑牛在哪儿？当时人们的说法有那么多，甚至有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也早把他忘了。但是贵宝连一天都没忘过他。她认定总有一天会见到他，现在是解放区的天，是人人都高兴都欢喜的时代，见到他的这一天该到了。她一定要找到他见到他！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她肩上挎了一个小小的包裹独自步行踏上了寻人之路，这个人在哪儿，眼前还是茫然一片。她只知道他叫耿丑牛，只能是边走边问吧。第一站她要去北京，因为在那里她待过两年多。

这时候，她在北京的那些姐妹们，经过整顿和学习，大部分已经分配了工作，而且工作岗位分布很广。贵宝联系了一个又一个，很快就有不少人串联起来共同为她寻找这个耿丑牛。终于，有一天一个姐妹托人在京郊门头沟一座煤矿查到了耿丑牛这个名字。贵宝当天就跑到了这座煤矿。经过在矿上反复查证对照，确认这里的耿丑牛就是她要找的人。这时候，耿丑牛已经成了这个矿的掘进小队队长。这些天他上夜班，白天应该在宿舍休息。经过七寻八绕，她还真来到了她要找的门牌号码。一个人在门前站了一会儿，让那颗蹦蹦乱跳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下，才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没有回音。她又敲了三下。才传来回话：“等会儿—来呀。”

但来的不是耿丑牛，是另一位矿工。她一下惊住了，忙问，这是耿丑牛的宿舍吗？我没走错吧。那人答，没走错。但他不在这儿了前三天就回老家了。啊哦—贵宝轻轻地说了谢谢，便转身走了。

侯贵宝回到北京，赶紧找来几个姐妹说清了情况，又背起她那个小小的包裹马上就要回村。众姐妹劝她休息一天，明天从永定门买回老家的火车票，两个小时就到你们家了。有人说，明天再买怕误了，现在就去买票吧，我们现在兜儿里都有钱，一个姐妹拉了另一个，边说着就转身跑去买票了。

贵宝挎着她的小兜回到村里，正是上午十点半钟，她哪儿也没去，谁也没问，就快步直奔了那个“小东屋”。她站在门口，喘了口气，用劲儿凿了两下门。接着是清脆的喊声：开门，快开门。

来了，来了！门开了。耿丑牛跑出来用粗壮的双手将侯贵宝紧紧地抱在了怀里。贵宝用劲儿地推着他，快，先进屋、先进屋。他们相拥着进了门，什么也没说，贵宝只是用双手捶他：“就是你，你这个死丑牛！这好几年，你死到哪儿去了？把人家都急死了，气死了！”丑牛这时睁大眼睛，愣了好大一阵儿，才惊讶地憋出来一句话，我也在整天想你找你啊这不，我离开岗位跑回村又到小东屋来，还不是为找你呀？”然后，两个人就都没话了，他们站着、看着、愣着，先是女人哇的一声哭起来，而且哭声不断，滴滴答答的眼泪不断地流着，这时，男的也掉了泪。他本想抬手为她擦擦泪，但他的手却抬不起伸不出，也就呜呜地哭出了声。现在他们都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但这时候，又觉得没话可说。他们的苦、他们的甜、他们的情、他们的爱、他们的艰难岁月、他们的困苦挣扎，从哪儿说呀？能说清吗？那就哭吧。哭，也许是最好的诉说。哭累了才会笑，笑的时候，才能将积压在心窝里早想说早该说的话，推心置腹地说出来，那时候的话才甜美才舒坦才有味道，说的日子多着呢，但现在好像还不是时候。丑牛想了想，抬起手给贵宝轻轻地擦了擦泪，就和她商量：我看咱们俩得先去看看奶奶，昨天我去过，老爷子这几天去北京了，奶奶挺精神，还说你肯定会来小东屋找我。贵宝擦了把脸说，那就快走吧，说不定老人家正等咱们呢。

奶奶见他们进了屋，高兴得不得了，我估摸你们该来了。贵宝一下就抱住了奶奶亲起来，左亲右亲也亲不够，贴心的话也说不完；丑牛站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憨笑。奶奶拍着贵宝的肩问他们：你们还走吗？丑牛说，我反复想过，不想走了；贵宝说，我都不用想，从来也没想过离开小东屋。奶奶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要走了，就在这儿过吧。明天搬进里院来住吧。里院的房宽敞豁亮些。两个年轻人几乎是同时出口：不，可不用，我们就在小东屋吧。今天我们俩就住在那儿呀，那儿住着舒坦。奶奶笑了笑，那也好，你们俩愿意，那就在那儿住吧。

丑牛对贵宝说，咱们俩给奶奶磕头吧，奶奶，您早就要给我们俩做媒，又是我们的长辈，您老在上，我们俩给您磕头了，祝您长寿。今天就是我们的喜日子，现在就算拜天地了，小东屋就是我们的家。奶奶放声地笑着说：好哇，好哇，快起来吧。奶奶早就想给你们办这件大喜事，今天总算是办了呀，你们要把小东屋收拾一下，屋里屋外都扫扫，也贴上个喜字，里屋的柜子里还有张新被没用，你们今天拿过去正好用上。丑牛说，以前贵宝给我的那条被，我一直带着，还新着呢。奶奶说，新婚之夜，两条新被那就更喜庆了。你们俩今天办喜事，说不定等会儿村里还会有人来，总是要欢庆欢庆红火红火的，快回去忙吧，小东屋今天要像个样子，过会儿我还要过去看看，咱们喜得喜出个样子来。小东屋一直都在人们的心上啊，今天就更不一样了。

一个干事的干事

我想回家

1956年4月，我和同班同学王致和应招到大同矿务局干部处报到。干部处一位负责人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刚学了上级关于扫盲工作的文件，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得赶紧组织全国70%多的文盲学文化。这件工作很重要，你们两个就当文化教员吧，然后就给我们开了介绍信。我被分派到土建公司二工区，王致和去了一工区。

大同煤矿是全国有名的煤炭基地。当时的十几座煤矿主要分布在两个山沟里，一个是口泉沟，人们常说的一、二、三、四矿都在这个沟里。另一个是云冈沟，这里有几座新矿正在建设中。在口泉沟的三矿（同家梁矿）和六矿（白洞矿）之间，紧靠公路旁边有四栋石砌的平房，这就是我要去的土建二工区。报到的那天，刮着我从来没见过的大风，两座高山之间的整个天空被狂风裹卷的尘沙连成灰蒙蒙的一片。尽管人们都得低着头眯着眼，但还是会有密集的沙尘毫不留情地袭来。耳朵里除了狂风的怒吼和火车偶尔的尖叫以外，很难听到其他声音。我背着不大点儿的铺盖卷儿，下了矿务局大巴车，在风沙弥漫中的石子路上半眯着眼转了两圈后，找到了工区的办公室。一个姓高的高个儿老头热情接待了我，他解释说：“这地势一到春天就刮风，过几天会好的。”他让一个被称为小李的青年领我先找个住处，然后去见工会何主席。你的工作先和何主席商量，慢慢就正规了，到时候再具体研究。我跟着那个青年先在后一排房一个单间放下行李，就到前一排的办公室去见何主席。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我们正要进何主席办公室门的时候，在大风中不知怎么又旋转着跑出来一个小小的旋风，这个旋风围着我转了一圈儿，就跑到别处去了。它跑走了，却将一颗沙粒留在我的右眼里。眼睛被圪搅得满是眼泪，我用手揉了揉，沙粒没出来，眼泪却越流越多，弄得满脸脏兮兮一片。领我的小李说：“先进屋吧，外边风大。要再刮进点儿什么进去，就更麻烦了。”

“对，先进屋，先进屋。”听到这声音，我便抬起头挤了挤满是泪花的眼睛，模糊地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到我们跟前，他边走边说：“快，进屋、进屋。”说着，就同小李一起扶我进了何主席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大个子先用手将我捂着右眼的手推开，然后用他的手将我右眼掰开，便低下头用嘴轻轻地吹了两下。没想到那沙粒不但没吹出来，反倒在眼里又轻轻地刺了两下，我不由得哎呀了一声。大个子赶紧抬起头：“不行，不行，我手大，太笨。小李，你先帮他洗洗脸。我去去就来。”说着，他就推开门出去了。这时何主席也赶过来，和小李一起帮我洗脸。刚把脸擦净，大个子就推门又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些棉签儿、药碾还有个药盒，然后，三个人细心地配合着下手，才将那个小小的沙粒取了出来。这时候，小李才为我们三个人一一做了介绍。

何主席叫何德逵，是这个工区的一位领导。支部书记在外学习，他还临时负责党支部的工作。那个一见面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个子，叫聂仕达。有人说他是党支部干事，也有人说他是办事员。小李有些话好像还没说完，何主席就对我说：“除了工会的工作，我都是临时负责。这几天我们正忙着准备一个劳模大会。杂事太多，你先帮着忙几天这工作。开完会，咱们再研究扫盲的事儿。”

从何主席办公室出来，风没有停下来。小李对我说：“行政办公室老高那儿，杂事儿挺多。我得回他那儿看看。你自己去后边大食堂办个入伙手续吧，今后就在那儿吃饭。”我点点头说：“谢谢了，你去忙吧。”他和我握了握手就走了。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听着嗖嗖的风声，心里有点儿寒意，眼中似乎也有点儿恍惚，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时，大个子聂仕达在背后说：“走吧，我领你去食堂。”说着，他一只大手就搂住我的肩膀往前走。

我以为他早就走了，回转头来惊讶地说：“你还没回呀？要忙就不要送我了。”他说：“你新来，不熟，走吧。”说着，我们就一起去了大食堂。

食堂管理员姓赵，他和聂仕达很熟。我们很快就办了入伙手续。然后就到卖饭票窗口，站在这个窗口，我一下就愣了，从老家起身的时候，我满打满算带了30多块钱。路上已经花了不少，现在兜儿里钱不多了，我在窗口大约犹豫地站了十来秒钟，窗口里一个清脆但有点儿急躁的女高音传出来：“买不买？说话呀！”我还没有张口，聂仕达将我推在一边，对着窗口问：“小王，一个人一个月一般得买多少饭票？”小王惊讶地问：“哎呀，是大聂？你是给别人买吧？我看你先买上十来块钱的，吃着看吧。”大聂顺手将一沓钱塞到窗口：“就按你说的买吧。”他从窗口里接过饭票，又塞到我兜里说：“你先吃着，现在你什么也别说。再过些天，等你开了支。有的话，那时再说。现在天也黑了，你到大食堂排队买饭去吧。我也该回家了。”他没等我张口说话，就迈开大步走了。我直愣愣地站在刺耳的风沙中，看着大个子聂仕达远去的背影，心里杂乱无章又空白一片，说不清是甜，还是酸，是暖还是寒……冷静下来细想，小李介绍说他就是个党支部干事，也有人说他是个办事员。干事、办事员，想着这两个常听又常说的名称，思忖着今天和大个子聂仕达的相遇与相处，乱糟糟的心情就慢慢静下来了，脑海也慢慢地清醒了，顺着这条线，我想了很久，今天这风，今天这人，今天这事都是我报到这天的所见、所闻、所遇。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亲身经历和感悟。这大概会成为我一生中一个泯灭不掉的人生符号。

报到第二天，按照何主席的安排，我到工会帮助筹备劳模大会。给我的任务是抄写大会报告。那时候工区没有打字机，要求抄写清楚，让报告人看得清能念顺。所以，这个任务也很重要。下午下班前，我将抄好的讲稿，双手交给何主席。何主席戴上花镜很认真地看了一遍，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好、好。又清楚又整齐，太好了。”他一边说一边就打电话，将大聂也叫了过来。

大聂刚进门，何主席就将讲话稿递给他：“你看看这个讲话稿，还有修改的地方没有。这是小黄抄的，抄的真好。不愧是老师啊。”大聂看了看讲稿，又点头又咂嘴：“是好、漂亮。”何主席又对我说：“我整天瞎忙，也没顾上照顾你，都安排好了吗？有什么难处，就和我们俩说。”我真有些话想说，又很犹豫，但终于还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也没什么，大聂对我帮助很大。只是这地势的饭，我实在吃不惯，那叫什么？哦，块垒，在嘴里嚼半天也咽不下，昨天晚饭，我就吃了半碗，真不好意思，人家工人都爱吃。”大聂仰起头笑了：“噢，噢，我明白了，怨我，怨我，还有什么？都说出来。”我想，干脆都说了吧：“宿舍的后窗玻璃可能是搬走的人没顾上说，有两块碎了，跑风，晚上挺冷。”我停下后，大聂又催：“还有什么？别不好意思。”我低声地说：“这也够麻烦了。”大聂将讲话稿递给何主席，站起来说：“你们还都忙大会的事，小黄的事儿我去办。”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昨天没想周到这点事儿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