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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唐玄宗时代（第1页）

第一章大唐玄宗时代

李隆基

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庙号：玄宗

在位：712年～756年（44年）

开元盛世

李隆基继位后的第二年改元“开元”，开元时期（713-741年）唐朝达到了极盛的顶点，于是，历史上一个名为“开元盛世”的时代向世人发出吼声--我来了。

大唐诗圣杜甫有-首著名的诗作--《忆昔》。诗中述及开元盛世。诗人赞颂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的诗是对开元盛世的形象描述。开元盛世，历来有口皆碑。大唐著名的政治家陆贽说：“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玄宗本纪》赞扬说：“开元之际，几致太平。”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更从上下历

史的比较中得出结论：“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矣。”

玄宗不但内部宗亲和睦安定，在朝廷之中，也注意选用贤臣。这因为唐玄宗经过两次政变才得到政权，所以他很注意从各方面来巩固他的统治。他即位的第二年就规定：在京官中选拔有才识的人派到外地任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中有本事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出入人数相差不大。后来把这种调动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从而达到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效果。

在唐玄宗继承帝位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他感到必须有一名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唐玄宗很看中被贬到地方的姚崇。一次，唐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唐玄宗接见。唐玄宗问他：“你会打猎吗？”姚崇说：“臣20岁的时候，经常外出打猎，后来才读书。如今虽然到了残年，还能骑马射箭。”唐玄宗让他参加打猎，姚崇竟然箭无虚发，玄宗非常高兴，约他到行宫谈论天下大事。姚崇谈古论今，谈得头头是道，唐玄宗听得入神，竟忘记了吃饭。

最后，唐玄宗对姚崇说：“我早知道你是个人才，请您做我的宰相吧。”姚崇推辞不干，唐玄宗感到很奇怪，问他什么缘故。姚崇跪下说道：“臣有十件大事，恐怕陛下未必同意，所以不敢接受任命。”唐玄宗说：“你说说是什么大事？”姚崇说：“第一，以仁义为先，不要只用刑罚；第二，十年之内，不要在边境作战；第三，宦官不要干预朝政；第四，皇亲国戚不要任国家重要职务；第五，无论什么人，犯了法都得受罚；第六，取消租税以外的一切额外征收；第七，禁止营造佛寺；第八，对待部下要以礼相待；第九，允许大臣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第十，严禁外戚干预朝政。这十件大事，陛下能同意吗？”唐玄宗-卜分诚恳地说：“这都是关系社稷安危的大事，我都同意，你不必担心。”姚崇马上叩头谢恩，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在唐玄宗的时候，和姚崇齐名的贤相，还有宋璩、张九龄等，他们为唐朝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重用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十分能干，把国家大小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们把他俩跟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比，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玄宗开元这20多年，就是历史学家所称誉的、与“贞观之治”相媲美的“开元盛世”。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唐诗和宋词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唐诗的成就自不必说，词的起步和发展其实都是源自唐朝。这点从词牌名便可以看出，许多宋词的词牌名实际上都是唐朝的乐曲名。唐朝民间有著名乐舞《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苏幕遮》在后来也发展成为著名的词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霓裳羽衣舞》，此乐曲由玄宗本人亲自创作而成，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

唐玄宗前期，国家政治生活像唐太宗、武则天时期一样，保持着相对宽松与开放的面貌。也正是因为有了从初唐至盛唐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所以，在进入中唐以后仍然出现了像初、盛唐时的魏征、姚崇、宋璟那样敢于讲真话的诤臣名相，和一大批敢于评论当时政局的官员和文人，如颜真卿、刘晏、杨炎、陆贽、王叔文、杜黄裳、李绛、白居易、斐度、孟简、王涯、李训、郑注等。

那时，由于政治相对比较清明，文禁较为宽松，所以诗人群体对于皇帝与朝廷权贵的批评大抵都是直抒其言，无所忌惮的，有时甚至达到嘲讽挖苦甚或侮谩的地步。如白居易任左抬遗之前的元和元年，他在盏至县（今陕西周至）任上，就曾写下著名的《长恨歌》，公然拿玄宗与杨贵妃情事开涮，”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李商隐也在《马嵬》诗末尾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也是讽刺玄宗贵为天子多年，却保不住爱妃，反倒不如普通百姓能够夫妇长相厮守。如此群体性地张扬皇帝隐私，亵慢帝王尊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大概只能出现在大唐帝国时代！

救时宰相

姚崇（650-721），本名元崇，字元之。后为避唐玄宗开元年号，改名为崇。天授年间（6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时任司刑丞的姚崇持法公正，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颇有贤名。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复位。但是中宗无能，他的妻子韦后掌握政权，重用武三思，朝纲大乱。景龙四年（710），中宗被其妻女杀害，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起兵杀了韦后，拥戴其

父相王李旦登基，是为睿宗。过了两年，睿宗把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

玄宗登基时，唐朝刚刚经过了几十年的动**，急需一位能干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玄宗就想到了姚崇，于是秘密召姚崇来商量天下大事，并有意要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并不立即跪拜谢恩，玄宗觉得奇怪，就问：“卿有什么不满意吗？”姚崇跪奏：“臣有十件事情上奏，如果陛下不答应，那么臣就不做这个宰相。”玄宗说：“你说说看。”于是姚崇一口气把武则天以来的政治得失总结成十个方面的经验，一一陈述，这些同样也都是玄宗觉得应该注意的地方，两人政见相投，姚崇当即拜相。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果敢。他为相后以“十事”做为施政的纲领，辅佐玄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引荐贤者，裁汰冗员；抑权贵，黜罢不肖，使官吏各尽其职，改变了过去“宰相十几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

开元二年（714），玄宗下令从京官中选拔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入朝做官，进行交流，并将此做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针对官场腐败、请托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姚崇辅佐玄宗整顿吏治。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玄宗庶兄）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上的阎楚珪由录事（九品）直接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已同意，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才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用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玄宗只好收回成命。他公正无私，重视法纪。他有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宾客馈遗”，依恃姚崇在恩于分管东都官员任选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魏知古，“凭旧请托”。魏知古向玄宗密奏此事。一天，玄宗装做不在意地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两个儿子的情况，指出他们“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魏知古”，玄宗见他坦诚无私，想斥逐魏知古。姚崇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玄宗遂止。姚崇这种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的精神，很受大家拥护。这两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请托之风有所收敛。姚崇“屡以奢糜为谏”，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将内宫金银玩器“销毁”，珠玉锦绣“焚于殿前”。

开元时期，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不及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开元初，凡军国要务，姚崇皆了若指掌。即使兼职兵部，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玄宗对于国家大事，多询问姚崇，同朝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只不过从命罢了。姚崇因病寓居罔极寺时，“凡大事，帝必派源乾曜咨（姚崇）。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划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姚崇和宋璟进见时，唐玄宗常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玄宗便在前殿相送，这在玄宗朝后来的宰相中，从未有此情况，姚崇晚年，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仍然立于内廷供奉的首位，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对姚崇待遇甚厚。

开元九年（721），三朝宰相姚崇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前，向子孙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要永为家法。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也被后世传为佳话。

安于享乐的唐玄宗

唐玄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但是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

当皇帝的时间一长，年龄一大，难免就有所懈怠。开元中期，玄宗励精求治的劲头已大不如前，而且对于大臣们的劝谏，也渐渐感到厌烦了。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自从有了李林甫，玄宗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大政全委于宰相，显露出了一种“退居二线”的苗头。到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玄宗当皇帝已经当了三十年，年龄也满了六十岁。一代治国明君，开始沉湎于现实的爱情和虚幻的成仙之中，政务则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忠，致使酿成了盛世掩盖下的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