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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成宗铁穆耳时期（第3页）

对于农业灌溉器械，王祯一方面把传统的龙骨水车创新为用水力来推动，大大节省了人力与畜力，是古代少有的“自动化”机械。王祯还创制了一种名为“高转筒车”的灌溉机械，能够把水提高到33米高的地面进行灌溉。两部筒车相接，就可以把水提高66米。这在古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造，而且它的结构又那么简单，对许多地高水低地区的作用尤为显著这个简车的动力，既可以是人力或畜力，在具备较高流速与较大水量的地区也可以是水力。

收获农具有粟鉴、辕、衫等。特别是收割养麦用的推镰，能达到整齐、干净、得穗率高的效果，而且还大大方便了后来的捆扎工序。王祯把麦钛、麦绰、麦笼等配合起来做成的快速收麦器，是效率极高的收割农具，相传一人一天能收割麦田十多亩，这在古代确实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效率了。

在农产品的加工机械方面，王祯最著名的创新发明是“水轮三事”。他在传统的普通水力磨上对这个机械装置加以改进后，使它具备了能够同时进行磨面、答稻与碾米3种功能。与“水轮三事”异曲同工的，是他所发明的“水转连磨”。这是在江西地区茶磨的基础上加以更新而制成的，用一个立式的大水轮，再通过一系列的齿轮传动装置，能同时使9个磨盘旋转工作，轮下男装有水难，可用于春米。据说用这个装置一天装上水筒，还能用来进行田地灌溉。这两个创新充分显示了王祯对机械设计的掌握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同时对水功能的认识又是如此全面与深刻。他在“利用门”一节中介绍的水力农机达14种之多，还不包括水力灌溉机械。看了这些水力农机，对他所创造的“水轮三事”与“水转连磨”就不会感到突兀了。

从整个《农器图谱》的机械与图谱中，可以明显看到王祯既是卓越的农学家，更是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他对于绳轮、齿轮、曲柄、连杆等传动装置的运用已驾驭自如，得心应手。在许多机械部件与整体机械原理上，也同样显示出他确实有着深人的研究与极高的造诣。《农器图谱》中多达三百幅的插图，也是以前的农书中所绝无仅有的。正是靠着这些图谱，我国古代的许多农业机械器具才得以保存下来。一幅图所给予人们的形象、构造，往往是几百甚至几千个字也替代不了的。王祯以后的许多农书，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以及《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农器图谱，大都是移用王祯《农书》的。可以说，王祯的《农书》显然是古代中国农器图谱的公认“鼻祖”，而这也正是王祯机械制造大家的标志与象征之一。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前人在农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了元朝以前农业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全面系统地解释了广义农业生产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

一宁出使东瀛

元初，忽必烈曾一度用兵日本，虽远征失败，但仍抱臣服日本之心。随着战争硝烟的慢慢散去，转而采用怀柔的政策，知日本“倾向佛乘，欲聘有衲子，劝诱以为附庸”。至元二十年（1283年），礼请普陀山观音寺住持愚溪如智和王君治奉诏赴日，途中为恶劣的天气所阻未成。翌年，又委派如智与王积翁东渡为使。但仅达对马岛，王积翁即被船员所杀，如智只好一人回国，出使之事又一次半途而废。一山一宁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作为正式的元朝使节，携同弟子石梁仁恭和曾游化过日本的杭州径山寺禅僧西涧子昙，义无反顾的踏上赴日之路的。

作为使者的一山一宁，刚踏上日本九州博多的土地，即为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贞时软禁于伊豆国（今静冈县）的修禅寺。日本朝野人士对此议论纷纷，规劝贞时：“沙门者，福田也……在元国，元之福也，在我邦，我之福也”。贞时原本就崇奉禅宗，一宁则是著名的禅师，因而也就顺应众议改变决定，任一宁为建长寺住持，三年后迁于圆觉寺，在职二年，又回建长寺，后曾一度出主净智寺。关于一宁的日本之行，虎关师练在日本德治三年（1307年）时有这样一段记载：“伏念堂上和尚（一宁）往己亥岁，自大元国来我和域，象驾侨寓于京师，京之士庶奔波瞻礼，腾沓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师之西来，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轩玉骢，嘶惊輶驰，尽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一宁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又工书法，交游十分广泛。日本正和二年，也就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后宇多法皇下诏关东，邀请一宁入京主持南禅寺，亲询法要。自此，一宁的禅法大行，朝廷官员、贵族及僧俗信徒等，纷纷前来参禅问道。后以老病，屡请退隐，乃潜遁越州。法皇特下书，慰谕使归。不久，一宁日本之行的脚步终于尽步──文保元年（1317年），年已七十一岁的一宁遗书于后宇多法皇，留下了“横行一世，佛祖钦气，箭既离弦，虚空落地”的偈语，泊然而化。一宁死后，后宇多法皇赐谥“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之号，简称“一山国师”。又敕将其塔建于龟山上皇庙侧，并亲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像赞，以示怀念之情。

一宁访日，阐明朝廷修复中日睦邻友好本意，结束了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他留居日本近二十年，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木宫泰彦评论说：“……固高僧也。来日之后，在镰仓、京都张法筵，前后凡二十年。上下之尊信极笃，所住之处，缙绅士庶之随喜者，门庭如市。其及于日本精神界之影响极著。弘安以来，几乎继绝之中国留学，所以能再盛者，全由一宁刺戟而成”。一宁在日所传禅学法系，为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个流派之一，号“一山派”。主要弟子有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无相良真、无惑良钦、蒿山居中、东林友丘等。其中雪村友梅最为出名，门下约占一山派的八成。雪村友梅等人及他们的门徒雪溪支山、太清宗渭和太白真玄、万里集九、季琼真蕊等都是室町时期五山禅林中的活跃人物。这些人中有许多曾入元寻师求法，礼拜祖庭。归国后各化一方，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国十四年（1925），我国太虚法师、道阶法师、王一亭居士等二十二人，于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之时，并为一山一宁建立了纪念碑。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在内蒙古地区，这里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显示出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

以往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丝路贸易兴盛的汉唐时期，而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很少有人涉足。其实，蒙元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东南方陆路经济交往在丝绸之路贸易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的规模浩大的三次西征以及针对中原王朝的南征，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所至，既给封建经济带来了血与火的灾难，却也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一，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对世界中世纪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大交流、大融汇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三世纪，蒙古游牧部落以中国北方草原为基地的崛起、强盛以至建立拥有辽阔疆域、强大政治军事实力的蒙元大帝国，强烈地景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客观上通过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中在蒙元之前已开始传入西域，但真正为欧洲人所了解、应用，恰恰都在这一时期。而其传播媒介和渠道，往往就是域外通商。十三世纪伊利汗国为仿制元朝纸钞，首次在伊朗采用雕板印刷术，从此就开始传入欧洲。中国的茶叶，最早通过西夏和高昌回鹘带入西域；十三世纪后才通过色目商人经商传入西亚和俄罗斯。同样，后来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影响重大的棉花栽培、棉纺技术正是在元代中外贸易的**中普及于中国南北方的。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东西方文化交流（如中国四大发明西传）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我们认为，蒙元丝路贸易既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物维系著欧亚大陆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又以其丰富多彩的国际商品交换，扩大和深化著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因而在中世纪国际关系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恢复了宋朝以来基本中断的东西方国际陆路贸易，为明代前期中西陆路贸易奠定了基础。

以上不难看出，蒙元丝路贸易在我国丝绸之路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唐代丝路贸易高度繁荣后的下降及暂进中断，下启古代东西方陆路国际贸易的尾声——明代前期中西陆路通商。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于此，从事政治上的沟通和经济上的贸易。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给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都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为各国使者、商贾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铭》中描绘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在元朝，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发郎国（中世纪近东人对欧洲人的称呼）的使者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在开平（上都前身）朝见忽必烈；元惠宗时期，发郎国人再次到达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发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遣马黎诺里等人到元上都谒见元惠宗，并呈献罗马教皇的回信和礼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到元朝各地游览，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另外，印度、缅国（今缅甸）、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元上都，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集宁路古城所处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个榷场，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

这是一首上海一带的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歌谣。人们歌颂我国古代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对我国棉织业的巨大贡献，歌颂她热心传播棉纺织技术的高尚精神。

黄道婆，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淳佑年间（约公元1245年），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生活所逼，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到深夜，担负繁重的劳动，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她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生活，一天半夜，在房顶上掏了个洞，逃了出来，躲进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后来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今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崖县）。

黄道婆只身流落他乡，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把先进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当时黎族人民已经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生产的黎单、黎饰、鞍搭闻名内地。黄道婆虚心学习纺织技术，并且融合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黄道婆在崖州生活了二三十年之久，但是她一直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元朝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她带着黎族人民先进的纺织工具（踏车和椎弓等），依依不舍地辞别了黎族同胞，搭顺道海船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乌泥泾。经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乱，黄道婆的公婆和丈夫，早已先后死去，她一心无挂，只抱着造福于民的善良愿望，不顾晚年体力衰微与生活孤单，回到家乡马上投身于棉纺织业的传艺、改良和创新活动。乡亲们亲切地欢迎她满载而归，她更是不辞辛苦，东奔西走。热心地向乡亲们讲述黎族的优良制棉技术，妇女们成天围着她听得倾心入神。她便把自己海南所得，倾囊相授。同时，还把黎家先进经验与上海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积极发明创造。对棉纺织工具与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造了新的擀、弹、纺、织等工具，刷新了上海棉纺业的旧面貌。首先是改革了擀籽工序。她先打听家乡近些年是怎样去籽净棉的，妇女们苦恼地告诉她，还是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剥。黄道婆说，从现在起，咱们改用新的擀籽法吧。便教大家一人持一根光滑的小铁棍儿，把籽棉放在硬而平的捶石上，用铁棍擀挤棉籽，试验以后，妇女们乐不可支地嚷着：“一下子可以擀出五、六、七八个籽儿呀，再也不用手指头挨个儿数了！”

黄道婆见大伙高兴，也感到十分快活，但并不满足。她觉得，用手按着铁棍儿擀，还是比较费力的，便继续寻求新办法。忽然，她想到了黎族脚踏车的原理，心里豁然一亮，马上和伙伴商量试用这一原理制造轧棉机，白天黑夜都琢磨。最后，用四块木板装成木框，上面树立两根木柱，柱头镶在一根方木下面，柱中央装着带有曲柄的木铁二轴；铁轴比木轴直径小，两轴粗细不等，转动起来速度不同。黄道婆同两个姐妹，一个人向铁木二轴之间缝隙喂籽棉，两个人摇曲柄，结果，棉絮棉籽迅速分落两轴内外两侧。“太好了，又省力，又出活儿！”妇女们围着这新搅车，象山雀一样，欢跃起来，庆祝创制成功！

黄道婆回乡几年之后，松江、太仓和苏杭等地，都传用她的新法，以致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称。制棉业逐渐兴旺起来，甚至乌泥径附近一千多户靠棉织技术谋生的居民，生活水乎都比过去显著提高了。虽然黄道婆回乡后没几年就离开了人世，但是，她的辛勤劳动对推动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具做了大量改革，创造了一整套的“擀、弹、纺、织”工具。

首先，在除去棉籽方面，黄道婆把黎族人民用的搅车介绍过来。搅车又名轧车，是由装置在机架上的两根辗轴组成，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径的铁轴，下面的是一根直径比较大的木轴，两轴靠摇臂摇动，向相反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间的空隙辗轧，棉籽就被挤出来留在后方，棉纤维（皮棉）被带动前方。应用搅车后，完全改变了当时用手剥籽或用铁杖擀去籽的落后状况，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当时皮棉生产中一件重大的技术革新。

另外，黄道婆把弹松棉花的小弓由一尺多长改成四尺长的大弓，用绳弦代替线弦，而且还用檀木做的椎（槌）子击弦弹棉代替手指弹拔。这样效率高多了，弹出的棉花也均匀细致，提高了纱和布的质量。

在纺车方面，黄道婆就跟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新式纺车很快在松江一带得到推广。后来在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我国著名的农学家王祯在他所著的《农书》中介绍了这种纺车，并且附有绘图说明。

由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做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当地劳动人民都深情地热爱她，怀念她。她死后大家把她公葬了，并且还在镇上替她修建了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地方也都先后为她兴建祠堂，表达了人民对这位纺织工人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

解放后，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古代纺织技术革新家，在1957年四月间，重新修整了黄道婆的墓地，并且树立了新的石碑，碑上刻着她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