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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徽商经营之道 商道五借助政治垄断经营（第2页）

无论是**裸的花钱买官，还是捐输，都使得徽商由单纯的商人变成了官商，正所谓既当了老板也当了官。官商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在当时，官商一体的特殊身份使徽商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一些低级官僚的敲诈勒索，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官僚的特殊身份还使得徽商从政府手中得到了种种特权。

就拿盐商来说，如果没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后台，是很难在盐业中立足的，在两淮8个盐业总商中，仅徽州的歙县一县就占了4个，其势力之大，其他商帮岂可望其项背!徽商在“取”“舍”之间用心良苦，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捐输”堪称徽商精于“投资”的妙笔之作，徽商无不得意地称之为：移家为国，庶几不利为利乎!今天，这种“不利为利”对政府进行投机的方式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当时徽商为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创造商机而不惜巨资，却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当代徽商与政治结缘有了新的形式。作为商人，再也不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政府鼓励人民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做得好的还会得到政府的保护。中国第一商贩经营“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70年代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九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发展瓜子事业。年广久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

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的结果是，“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想起当年的“壮举”，年广久有些感动。

100万没能够让年广久满足，看到市场需求的旺盛，年广久想到了扩张。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大地回春。年广久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徽商后人看准了一件事，就决定将其做下去。“我相信邓小平，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不会变。”年广久说，“但是如果看准了机会不去抓住，不是亏了么?”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火”一时。“钱都放在家里，要的话就从抽屉里拿，要多少取多少。”

100多人的私人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中国绝对是个异类，风言风语纷至沓来。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于是“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

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点名保护，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

从未见过如此巨奖的消费者，欲望一下被激发起来，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了利润100万元。

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时隔8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邓小平的讲话再一次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对于邓小平，年广九心中充满感激，但他也认为邓小平讲话事出有因：“要不是我自己做出了贡献，领导人会为我讲话么?他讲‘傻子瓜子’，也不是对我一个人，他是对全国千千万万个‘傻子’讲的!”

3。现代企业必须学会政府公关

明清时期，徽商们以钱结官搞“钱势之交”，借助政治势力寻求经营方便，实属无奈之举。

在现在文明开放自由的时代，商人再不需要花钱打点关系，但必须学会政府公关。

一个成功的企业，至少必须兼备两种能力，一种是把做企业内部运营好的能力，另一种是政府公关能力，成功的政府公关可以让企业的发展事半功倍。通过政府公关，企业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最有利的政策。政府靠企业给税收，而企业则要靠政府给予宽松的环境。

2005年9月12日，万众期待的香港迪士尼乐园正式对外开放，国家副主席曾庆红、香港特首曾荫权等一众高官参加了开幕典礼，一个游乐园可以获得如此高规模的开幕典礼几乎是前所未有。从选址、开业筹备到正式开业，迪斯尼乐园都得到香港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这除了迪斯尼乐园本身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外，迪斯尼集团一向出色的政府公关能力功不可没。

1998年4月，中国政府下达传销禁令，安利（中国）公司每个月的亏损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同年5月，安利公司借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克林顿总统访华等契机，进行政府公关，使自己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10家直销企业之一。2004年，安利（中国）公司营业额达到170亿人民币。

与迪士尼、安利一样，摩托罗拉、微软等跨国巨头自进入中国以来，最重要企业战略之一就是构筑良好的政府关系。微软中国的总裁陈永正曾经说：他最擅长的就是“穿着唐装跳舞”。跳舞，就是长袖善舞，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指公关。“穿着唐装跳舞”意思主要就是指在中国以中国特色进行政府和文化层面上的公关。

在1994年，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就提出了四项战略：①投资与技术转让，即坚持投资与技术转让并重，不断地加大在研究与开发上的力度；②管理本土化，即培养本土的管理人才；③配套产品国产化，即在中国培养供应商使配套产品本地化；④推行合资合作项目。在2002年，摩托罗拉正式发布了未来5年的“2+3+3”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双赢”、“扎根中国”和“做社会好公民”。以上所有战略每一项都体现了摩托罗拉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以及希望与中国政府建立稳定良好互动关系的意愿。

摩托罗拉已然和中国利益相通。在2000年4月，摩托罗拉公司在美国国会游说支持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1年8月，联通CDMA手机入围名单公布，在信息产业部公布的9家生厂产商中，唯有摩托罗拉以外资的身份入围。

2003年，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销售收入占全球销售收入的近18%。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同级别的外国投资者。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摩托罗拉公司20年来屡屡制造获得惨败的商业案例，但在中国，能与它声望并肩的企业屈指可数。时至今日，在天津，摩托罗拉占到了当地开发区经济所有经济指标的半壁江山，如果它的业绩滑坡，会让天津市政府官员们辗转反侧。

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先后9次访华，并出席了系列政府活动，见到了国家副总理曾培炎及发改委主任马凯。同时，微软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向中国政府表示出为中国谋求利益的诚意。这个行动无疑表明，微软在努力想方设法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微软的政府公关策略并不仅在中国如此，在盖茨访华之前，他已经与微软首席执行官鲍默尔走访了亚洲数个国家，会晤政府及业界领袖，积极在亚洲市场推广Windows操作系统。

让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相通，高于一切技巧。“我们在任何国家公共事务的角色都是向当地政府说明：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最符合你们的公众利益。”美国联邦快递UPS在政府公关准则手册中这样写道。这一条原则，可以说是所有跨国企业的政府公关的核心原则之一。

在中国有一种误区，认为政府公关就是行贿，这种认识导致中国丧失了很多贸易机会。政府公关与贿赂当然有本质的区别。贿赂是企业通过给予政府官员物质利益，换取官员的某种庇护，这种事情一旦被曝光，不仅会被斥为丑闻，而且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合理的公关则是另一回事，专业人士通过与政府官员保持的良好关系，以其本身的影响力，促使政府为保护企业的利益做出某种行动。

在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公关已经发展为一门专业技术，一个庞大的行业，也是企业经营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任何一个企业都设置有专门人员或外聘公关公司，直接或间接地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下，企业可以把自己的声音迅速传递给政府部门。

在中国这个潜规则复杂的商业社会中，来自政府的监管或者支持往往在企业运营中扮演异乎寻常重要的角色。从企业的设立、发展、产品上市、并购、危机处理等等各个方面，如果企业能够有效借助政府的力量，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世界营销大师科特勒说过这样的话：过去企业的竞争力主要靠的是高科技、高质量，而现在却要强调高服务和高关系，而政府关系的协调能力成为现代企业的竞争力的表现。有效的政府公关与企业的战略管理一样重要：后者可以保证企业发展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前者则可以加速企业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得更快。企业必须将构建良好的政府关系提升到企业战略的层面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