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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篇第一章为人要正（第1页）

处世篇第一章为人要正

处世篇第一章为人要正

第一节做一个正直的人

［原文］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人忌，无善而致人誉，不若无恶而致人毁。［译文］

违心地奉承让人高兴，不如坦率正直而使人嫉恨；自己没有好的行为而得到别人的赞扬，不如自己没有恶的行为而无故遭到别人的诋毁。

［智慧启迪］

正直，是做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也是中华民族最为崇尚的传统美德之一，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和赞誉。古代有个成语“刚正不阿”就是赞扬正直的；民间所说的“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也是赞扬正直的。从“正直”的字面意思来说，“正”是符合标准方向，不偏斜；“直”是不弯曲，不偏斜，“正”与“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公正、直爽。正直的道德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既是一种公正的道德意识，又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也是一种纯正的思想作风和正当的道德行为。正直的实质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为公为正，为私为邪；秉公为直，偏私为恶。正直和邪恶是对立的。一个人有了正直的品德，就会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谋私，不贪利，不文过饰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偷奸耍滑；对他人不阿谀奉承，不溜须拍马，不阳奉阴违，不包庇坏人坏事；处理事情，敢于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抨击邪恶，不怕打击报复……总之，正直的人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做人。

我国人民历来崇敬那些具有正直品格的人，屈原、司马迁、包拯、海瑞、林则徐、闻一多、李大钊……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光辉的形象，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为官清正廉洁，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老百姓对吏治的理想。历来清官都是有口皆碑的，但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清官则首推宋代包拯。作为北宋的一代名臣，包拯官至龙图阁大学士，为官清正，一尘不染。史载：“端州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而包拯任端州刺史时，“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正因为这样，他说话才理直气壮，力重千钧！“关节不到，有自罗包老”，在民间也广为传颂。

裴潜，也是我国历史上由于清正廉洁而被传颂的人物。三国时魏国有一个廉洁的代名词，叫作“挂胡床”。李白有诗：“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是赞美魏国廉吏裴潜的。原来，裴潜曾在曹操帐下参预军事谋略的筹划工作，后出任兖州刺史。曹丕时又任过散骑常侍、荆州剌史，被赐爵“关内侯”。曹睿时更升到尚书令的高位，被封为“清阳亭侯”。但就是这样一位“三朝元老”，为官却清廉过人。他在任兖州刺史时，曾经做了一个叫“胡床”的可折叠的轻便坐具，他离任时，将胡床挂在柱子上。这件事为人们传颂，“挂胡床”便也成了一尘不染、清廉正直的象征。诸葛亮舌战群儒，讥笑东吴陆绩"公非袁术座前怀橘之陆郎乎?”却是笑错了。陆绩并非贪鄙之徒，却以廉洁著称。至于他5岁时在袁术座前怀橘，是为了带给母亲吃，亦见其赤子之心。陆绩曾出任郁林太守，这里靠近南海，物产丰饶，以太守的权势，几年之内就可捞个万贯家财。但陆绩廉洁奉公，政务之外就钻研天文学，绘有《浑天图》等，成为三国时代有数的天文学家之一。当他离任时，从水路经南海，沿着今天的台湾海峡返回家乡吴郡。由于他为官清廉，行李无几，放在座上太轻，船在海上行动不稳，便命人搬一块巨石上船，以增加船身重量。这块郁林巨石随他到了家乡，成为陆绩清廉的象征。人们称赞“郁林石”，以此表达对陆绩的敬仰。但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吏治腐败，贪鄙之徒比比皆是。清代的和珅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头号大贪污犯。据统计，和珅做了20年军机大臣，贪污的家产有赤金580余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所，银号40所，地亩8000余亩……折合白银8万万两，抵得上当时清朝20年的税银收入。但他的下场却相当不妙，他的靠山乾隆帝死后，即被嘉庆帝抄没家产，责令自杀。民谚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是愤怒的申斥和嘲讽。

要做正直的人，必须从多方面努力。毛泽东曾指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晋书》中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包拯更直率地指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是完全正确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廉政机构，并以严明的法纪掀起“廉政风暴”惩治贪污，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对于官吏个人来说，“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也。”刚正才能直，无欲才能刚。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即使没吃没拿，若对别人有所求，也会挺不直腰杆。要想做个正直的人，其根本之点就是除去过多的私心，私欲太多的人，必定不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不谋私利，出以公心；正直的人嫉恶如仇，敢于斗争；正直的人严于律己，行事端正。正直的修养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对正直的道德境界的追求更是长期的。明代政治家于谦的《石灰吟》诗形象地道出了对正直品德的追求：“千锤万击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第二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原文］

人之际遇，有齐有不齐，而能使己独齐乎?己之情理，有顺有不顺，而能使之皆顺乎?以此相观对治，亦是一方便法门。

［译文］

人的遭遇各不相同，有顺心圆满，也有不顺心圆满，又怎么可以单独让自己的遭遇顺心圆满呢？自己对自己的想法有顺从的，也有不顺从的，又怎么可以使别人都顺从我的想法呢？将别人同自己作比较与对照，来检查反省自己，才是修德养性的一个极其简便的方法和途径。

［智慧启迪］

正人先正己，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方正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千百年来，正人君子们信奉的一条做人做事的不变之道。“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思想教导人们为人处世不要以偏概全，不要走极端。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只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而不能辩证地评价一个人。如果在社交处世中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无法正确地对待他人，更不用说尊重他人了。

口碑好的人常常被认为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古人自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对我们今人来说，他们对道德的尊崇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们善于自律，因自律而自责，又因为自责而行德政。

楚昭王遭受吴王阖闾带来的灾祸，国家灭亡，被迫出逃，楚国的父老都赶来送行。楚昭王说：“父老们，你们回去吧，不要担心你们没有国君。”楚国的父老们说：“哪能再有您这样贤明的国君!”于是就一起跟随楚昭王出逃。申包胥则跑到秦国，在秦王宫廷上哭着请求秦国出兵救援楚，最终请来了救兵，楚国最终因此而复兴。还有刘邦，进入关中后，召集各县的豪绅说：“百姓受秦朝苛酷的刑法已经很久了。现在我统治关中，不过是要和父老定下三条法律而已。我进关，是为了替父老们除去祸害，不是为了虐待和抢劫百姓，大家放心好了！”于是刘邦又派人和秦朝官吏一起巡行各地，向老百姓解释说明，秦朝的百姓们了解了刘邦的真实意图之后，非常高兴。不久，项羽的军队又进入了关中，在所到之处残酷地虐待百姓，使人们大失所望。

刘邦得到了民心，从此奠定了四百年江山的基业。再有唐玄宗李隆基，为躲避安禄山的叛乱，逃离京师长安。走到扶风（今陕西宝鸡东）时，跟随他的士兵都觉得他是咎由自取，很想逃走，便制造谣言，故意找麻烦，图谋叛乱。唐玄宗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用人不当，招致了安禄山的叛乱，现在必须到远处去避叛军的锐气。大家仓促之间跟随我出去，来不及与父母妻子告别，我觉得非常惭愧。现在请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家去吧，我自己要和自己的子弟前往四川，现在就和大家告别。你们回去见到父母及长安的父老们，请代我向他们致意问候。”随从的土兵听后都很感动，都流着泪说：“陛下既然这样说了，是死是活我们都跟着皇上。”从此谣言便消失了，大家一直保护着他。张巡和许远等将领不顾自己的势力单薄，坚决与安禄山的叛军作战，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遭到安禄山的围攻，手下的大将劝张巡投降，张巡把唐玄宗的画像拿出来，带领将士朝拜，将士在玄宗的画像前抱头痛哭。张巡把劝他投降的六位将领带到将士们面前，用忠孝大义责他们，然后斩首示众，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抗敌的决心。后来，大文学。家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序》，高度赞扬了他们两人的气节和对唐朝平定叛军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接下来是唐德宗时，河北四镇发动叛乱，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滔称冀王。李抱真派贾林劝说王武俊，假托唐德宗的话说：“我以前确实做了错事，朋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还要道歉认错，何况我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呢?”王武俊于是就首倡服从朝廷指挥。等到唐德宗在奉天颁布罪己诏后，王武俊又派人对田悦说：“天子正为国家大事忧愁费心，还用恩德安抚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悔过自新、归顺朝廷呢?”如果说如今“正人”已经成为不可省却的领导环节，那么“正己”就是一个前提，你别想法儿在这个环节上抽条，因为这直接决定着一个领导者的威严被多大程度地认可，要想真正得到下属们的拥护，就必须脚踏实地地操劳，你如果不勤勤恳恳，没人会拿八抬大轿抬着你走，这似乎也算是一种自知之明。

孔子说：“君子以人治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真正的君子是根据不同人的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是自己不愿意、不喜欢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才是君子之道。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如果是“天桥的把式”在那儿只说不练，恐怕就成“行动的矮子”了。记得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作家们听到某个批评家的不太高明的批评，就沉不住气，就发火，要求批评家自己创作一篇试试，这就好比厨师对品味食品的食客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给我吃吃看。”这句话可以从好几个侧面去考虑，如果把领导看作是那个厨师，寓意也同样存在。所以，批评人之前一定要三思。不要被表现蒙骗，而要能看到其本质，也就不会对他人的评价失之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