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在适当的时候要无伤大雅的显露自己的短处,例如工作中偶尔有些微不足道的小差错或外文很差等,这些缺点会让嫉妒的人心中有“毕竟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想法。要善于和嫉妒心理的人沟通,诚恳地请求他的配合。当然,也要提示、赞扬对方有而自己没有的长处,这样或多或少可消减他的嫉妒。
伤害你自己,而且嫉妒也会阻碍你的进步。这就是所谓的害人害己,因此,与其嫉妒,不如多向对方请教或想办法追上对方甚至超越才是高明之举!
[交往心理点评】
嫉妒,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令人痛恨的心理素质。为了不伤害他人与自己,一旦发现自己有这种情绪心理的趋势,就要趁早禁止,把它消灭在弱小的萌芽期间。
以不尊不卑的心态交往
在汉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清廉又重义的人,叫朱晖。他在读书的时候,偶尔结识了一位大官张堪,恰是他的同乡。张堪很看重他,但朱晖却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大学生,不敢与之交往太密。
有一次,张堪对朱晖说,你是一个自律而稳重的人,值得信赖,我愿以身家子妻托付于你。朱晖因为张堪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对此重言不晓得作什么反应,只是恭敬地拱手相应。
后来,张堪死了,身后没有留下什么丰厚遗产。朱晖其时早已与张堪无甚交往,但闻讯之后,感于张堪的知遇,竟千方百计地济以钱粮,甚至前去嘘寒问暖。
这时,朱晖的儿子对他说:“爸爸,我们以前并不曾听到你与张堪有什么厚交,你为何如此善待他的家人?”
朱晖回答说:“张堪生前,曾对我有知己相托之言,我当
时已有备于心。做人不能分其尊卑欺骗别人,更不能欺骗自己即可。”
用心理学来分析上面的故事,文中的朱晖没有那种趋炎附势、得势忘义的心态,他以做人的那种憨厚与不尊不卑的心态处世。既不攀附权贵也不轻视贫贱。生活中,很多人在处世上过分亲近权势,这种人被称势利眼。他们亲权势大的,疏远权势小的,也等于从中挑拨,就导致了两势相争。
其实,做人的正确态度要两者取其中,“公事公办”,不搞拉拉扯扯那一套,也不要把精力和心思花费在研究某某“背景”之上。以权势视其关系亲疏,实则是亲一时,疏一世。凡是这样“套”来的亲,没有长久的。因为权势本身就不是永恒的,而是无常的,那么以此为筹码的亲疏一定不会长远,这是必然的C
但“权势”确实有用,这在“官本位”的社会思潮盛行时尤其如此,所以真正做到不以权势为标准来决定亲疏远近,十分了不起,那是真正“禅”透了、想开了的人。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男主人单位的领导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让人感觉全心全意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
而男主人则站起来,把领导面前吃得半空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又放在他面前,热情有余地给领导夹菜、添酒,但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作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愤然起来,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如果用心理学来说明上面的情况,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当官的、而慢待其他人,他这种势利眼和献媚权贵的行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心理隔阂。
不错,人性各异。人的性格可以说千姿百态。但是,如果人性的细节,一旦发挥过分,就会讨人嫌恶。因此,千万不要过分地亲近或疏远任何人。既不要过于亲近比你高的尊贵的人,也不要过于疏远那些地位比较低的人。
尽管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维护面子的心理需求是一致的。如果忘记这一事实,与他们交往时,对“重要人物”谦卑有加,而对其他人却毫不在意,则会刺伤后者的自尊,失去一大批人。
再譬如当你与单位的同事、领导相处,若是你的眼睛只盯着领导而不在乎其他人,试想别人会有什么想法?若是你在不得不首先与领导处好之余,再与同事们说一两句亲切的话。这里,除了技巧是必需的之外,根本问题也是要一视同仁的,就是“下眼皮不能肿”,也许你说自己根本想不到。这样就不好办了,因为说不定你所轻视的那个地位卑下的同事几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总经理什么的,“牛”了起来。人们所谓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到那时,你肯定会为自己的厚此薄彼而后悔。更何况,
在同事面前,若是自己过于有轻有重,尊高卑贱,别人也一定会为你的过分拙劣表演而反感。
现在一些趋炎附势者,都想直接从权势者那里获取什么功利。其行为完全是急功近利,实用主义。人们议论某人实用主义作风,往往说他“尽拣有用的交”,就是这个意思。善于广交朋友,未必不是好事,还说明此人有公关能力。
但专拣有权的、有用的交,不交那些地位低下的无权无势的。用得着的亲近,无能的、没有地位的疏远,这就势必在亲情、友情、同志情、人情中夹杂了功利目的。因此,亲疏只要带上尊卑功利色彩,肯定就会出现悲剧,假如人际关系中专以“用得着”来论亲疏,最终必然会导致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结果。试想,这样发展下去,这人际交往将会成为什么样的现象?
【交往心理点评】
交往的态度要做到不尊不媚、不卑不亢,在周围的人缘中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倘若见到权贵就低头哈腰,见到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就不屑一顾,那么,就会被人看成"势利眼",长时间下去就会得罪很多人。
在熙宁四年元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到密州、徐州和湖州,后又以罪谪之身,被贬来到荆天棘地的黄州。他在黄州总共有四年,却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为了糊口,
他不辞劳作,情愿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不受众人的怜悯。
他的好友马梦得,曾替他在东城门外请领了一处荒弃的营地耕种。苏东坡一向爱好白居易的诗,当年白居易作忠州刺史时作有一首《东坡种花诗》,因忠州、黄州皆是他们的谪地,且都是在城东。所以苏东坡就给这块土地称之为东坡,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黄州的生活对于苏轼来说变成了一种享受,他在此地交游,读书作文,豁达的心境,享受着这里的田园才有和月光和美酒
元丰七年三月,神宗手诏苏轼改任汝州团练副使,诏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句子,苏轼感到了欣喜。不久神宗驾崩,新皇帝登基,小皇帝赵煦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倾向于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对于苏轼的才华也是颇为赏识,于是召苏东坡回京,他迅速升官,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但是,苏轼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这一次自然在劫难逃,绍圣元年十月,苏轼到达惠州,在惠州学习佛经,吟咏创作,支撑他的无疑又是他的达观和洒脱。绍圣四年,反对派看到苏轼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是恨得白避在咬牙切齿于是,一纸贬书,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也就是億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所谓天涯海角,这里可是历代贬官的最远的地方。可是苏轼在此低劣的环境中,依旧活得丰富多彩,更为可喜的是他此时的创作极为丰富。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驾崩,即位的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也是倾向于元丰老臣的,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当时有人做诗曰:“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苏轼也是在这次的召还之列。这时,年过花甲的苏轼得以生还,自然感慨万千,他与弟弟苏辙决定聚首常州。
但不幸的是苏轼在到达仪真的时候却染上重病,坐船来到常州后,不见好转,而且病情日益加剧。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终年66岁,死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汝州的峨眉山。
苏轼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话中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他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实在是中华之幸,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精神之大成者。
从心理学来说,豁达的心理是人生的一笔精神的财富,它也是人们的乐观心理。这种心理可以让人在各种环境中顺应实事、百折不挠,用乐观、透彻的心态去生活、去适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文中苏东坡这样“不可救药的文人”,实在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也是中国文化精神发扬的榜样。他是个执著而善于顺应实事的人,他有着独特的思维和人格。因此,无
论在朝还是在野,他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己的豁达大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都未曾有所改变过。这些素质修养不仅使他留下了大量的诗、画作品,更要的是他的文人人格与处世精神,为后来人世树立了一个理想的典范。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环境不好、遭遇坎坷、工作辛苦的时候,说得严重一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时,就注定要背起经历各种困难折磨的命运。因此,人生好比一次旅行,辛劳和苦难其实就是我们不能不花的旅费。而在这一次旅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五色缤纷的经验。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可以当作那是我们在旅途中涉水跋山、走狭路、过险桥,而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到达了风光明媚的处所,卸下了行装,洗去了风尘,在流连欣赏。也正如旅行一样,我们不能总在某个风景胜地常住,住一阵之后,我们就又该背起行囊去寻觅另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