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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张红年（第1页）

好人张红年

中等个儿，走路前倾，脸颊红红的，嘴唇有点厚，一看就知道是个诚实、厚道的人。

他叫张红年。我与他相遇相知，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个巧缘分。

1975年5月，我获得甄别，离开盐池县高沙窝公社，来到另一个公社青山公社当生产干事。公社党委分配我到古峰庄大队较长时间蹲点。

当我乘驴拉车来到古峰庄的时候，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红年在大队部等我。他叫我老王。我看他年岁也不小，就说叫王庆同吧。他说老王就是老王，不要客气。寒暄后，他说你住大队部里间，吃饭就在生产队张队长家，我给安顿了，我几乎天天来大队，有啥不便对我说。

古峰庄生产队地势平坦，有文化的人不少。房子比较整齐，还有一个油坊，比此前我劳动的高沙窝公社油坊梁（双井子）生产队强多了。当天晚上有社员来串门。有的探问婆姨在哪里，我说没婆姨，对方很吃惊，“啊！

咋不知道娶婆姨？”

第二天，开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联席会。大队民兵营长、文书、妇联主任和各生产队长都来了。先学习文件，传达公社布置的工作。然后，张红年说：公社派老王同志来咱们大队蹲点，丁书记安顿了，老王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公社有啥事由老王传达，大家都好好配合。接着他问我：“看老王有啥说的？”我说：“刚到大队，没有啥说的，以后咱们一块工作吧。”

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凡开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长会，最后张红年总要问一句“看老王有啥说的”。他对我很尊重。

再往后，张红年带我到各生产队转了转。先到他家所在的甘洼山生产队。与生产队长寒暄几句后，到他家看看。他家正在上房泥，我操起铁锹参与撂房泥。这活不好干，但我在油坊梁（双井子）干过，也是熟门熟路。

干了一会儿，张红年婆姨叫吃饭：酸汤荞剁面，那是待客的饭食。

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眼看40了，还是单身，跑到公社当干事，到大队蹲点，可能有点问题吧。不少人猜着了。有的生产队开革命领导小组会（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队委会）也不通知我参加。回数多了，张红年知道了。一次，在生产队长会上，他说：你们都闹机密，老王是公社派到咱大队来蹲点的干部，生产队开啥会，得通知老王，老王去不去，他决定，不通知是你的事，你都不要犯糊涂了，老王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此后，再没有发生“不通知”

我的事。

不久，公社党委丁书记趁北京304医院医生到青山公社帮助开展“医疗卫生革命”的机会，带计划生育专干到古峰庄大队试点，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我和所有大队干部一家一家动员该“扎”的快去“扎”（育龄妇女结扎）。这次试点大获全胜。丁书记让我写个经验材料，我写好后请张红年看，他看后夸说：到底是老牌大学生，咱大队还没报过写得这么好的材料呢。我与张红年的友谊，通过这次试点加深了。

张红年工作很忙。谁家婆姨汉子打捶，找他，他去调解；谁家的猪毁了别家自留地的庄稼，告到他那里，他去断官司；有的贫困户断粮了，他写个二指宽的条子，让到公社换介绍信，先到粮库借粮，从下次救济粮里扣。公社一会儿要规划，一会儿要汇报，一会儿要进度。大队文书写好后，他拿来叫我改，并说：这回你好好发挥作用。

张红年有时急。碰到不讲理的社员、队干，他的脖子血管粗起来，头脸红起来。有人跟他抬杠，他不记仇，抬过照样说笑，从不给人穿小鞋。

他办事公道是出了名的。

1976年，我调回公社当文书。张红年到公社开会、办事，常到我的办公室来谝。我们交谈甚是融洽。

1996年秋，盐池解放60周年的时候，平反后已在银川教书的我有机会回盐池。找了个开会的空隙，到县城他儿子家看他（他住在儿子家）。

他见到我就喜笑颜开，说了一句：“那会子我老婆就说老王是好人，公社干部下来给上房泥，就你一个。”我说：“下次我来盐池，咱们回甘洼山去。”

他说：“能行。”

2010年秋，又有机会回盐池。我打电话问他儿子，回答说：“老爹正躺在我家，病重了。”我赶紧到盐池三小对面他儿子家。只见张红年躺在**，挂着吊针，已很虚弱，不能坐起来。我找了个小板凳，坐他床头，对他大声说：“张红年，你挺住，好了咱们回甘洼山。”他睁开眼，轻轻点了点头，已不能完整表达意思。

我的心戚然。这么一个好人，怎么就病成这样了？

我看望他一周以后，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