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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日报社（第2页）

七

骑永久牌自行车采访，印象较深的报道有两次。

其一是采访银川西街市话大楼。那时，它正在施工，我写了一个报道，标题是《市话楼建设者赢得高速度》（1959年11月1日《宁夏日报》）。

导语是：“最近，路过银川解放西街的人，对正在施工的市话大楼常常投以惊讶的眼光。几天不见，大楼怎么就变了样？工人们怎样赢得高速度的？

记者怀着同样的心情，访问了市话大楼的施工单位——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第一工地第一工段。”全文引用这个啰唆的导语，是因为里面用了三个“大楼”，可见它在当时是“大”的楼。报道里面少不了“大跃进”的语言，但还是用较多篇幅报道工人实行班组核算和分项快速施工的经验。算是个较为实在的报道。

其二是到银川新城采访一位售货员劳模。事先掌握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我去了以后直接与她一起站柜台，六七个小时，看到她一些接待顾客的细节。下来又与她的同组姐妹座谈，写了一篇通讯（剪报没有保存下来，准确的见报日期和标题记不得了）。这个事儿，当时在部里受到口头表扬，后来也忘了。那时的部副主任徐世祥同志，在2013年10月赠我的诗中有一句“识君工商‘站柜台’”（那时工交部已改为工商部——作者注），我问他是何意，他说，当年你写一个售货员劳模去站了一天柜台。这样，我才想起确有其事。那个报道里可能也会有“大跃进”语言，但用这种体验采访的方法写成的报道，一些细节应该是较为生动、真实的。

八

1959年秋，顾页带我到平罗汝箕沟煤矿采访。矿长听说主任来采访，让我们到矿工食堂吃饭。那时，矿工食堂有羊头羊蹄羊杂碎，而干部食堂没有这些。顾页听后婉拒了，我们去干部食堂喝了糊糊。往回走的时候，错过火车，在西大滩火车站的车马店大炕上过夜，“大”记者顾页没有一点架子，有说有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9年2月，顾页还带我和另一位编辑高志强去中卫采访，在由我执笔、三人署名的通讯《东风吹遍宁夏川》里，顾页加了一段：“在火车上过了大约五个小时，我们就到了中卫。下车时，天已漆黑，车外雪花飞舞，寒气逼人。我们顾不得这些，在黑夜里直向城里走去。走了约莫一刻钟进了城，一看，有的地方点上了电灯。跟我们一道走着的一个绰号叫小顽固的同志，还不相信这件事。可是等他走到电灯跟前，自己就认输了。他说：‘哎呀，真没想到。我去年12月来中卫，还没见街上有一盏路灯。’接着他加重语气地说：‘变化这样快，真没有想到。’”（1959年2月某日《宁夏日报》。

保存下来的剪报只有见报的年、月，没有日）这段话里的“绰号叫小顽固的同志”就是我。我引用这段话是想留下一个文字记录：一是顾页下乡与我们“同甘共苦”；二是那时从银川到中卫的火车要走五个小时；三是中卫火车站到城里的路夜晚漆黑；四是1959年2月中卫街上才有路灯。

我到中卫县采访、组稿的次数相对多一些，因为那时中卫的工业算是较好的。大约是1960年的一天，我到中卫后直奔《宁夏日报》驻中卫县记者张智楚处（她是我北京大学的同学，一起来的宁夏）。因为是大学同学，也就比较随便，我说：“你在中卫熟，能不能弄一张羊肉泡馍票？”那时，干部口粮标准降了，肚里油水少了，人“犒”（馋）得很。为解燃眉之急，宁夏出台一个土政策——每个干部每月一张羊肉泡馍票，到指定餐馆吃一碗羊肉泡馍（付钱）。张智楚骑车出去，一会儿拿回一张。那个月我多吃了一碗羊肉泡馍（银川一碗，加中卫一碗）。

九

1959年八九月间，《宁夏日报》开辟了一个叫《十年山河变化多》的栏目，刊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稿件。部里安排我写一篇。我经过查资料、走访一些知情人，决定写金银滩的山河变化。金银滩原叫沙江滩，在吴忠市区东南。过去是只有少数人居住的荒滩，1958年春，中共吴忠市委支持市发电厂把电送到沙江滩的方案，架起了电线，把比沙江滩低6米的汉渠水抽到了沙江滩，沙江滩开出一万多亩水浇地，沙江滩变了样，改名为金银滩。我坐班车到吴忠，搭顺路拖拉机到金银滩，采访了一整天，写成长篇通讯《金银滩》。有个采访细节让我难忘：在金银滩采访时，听说有一位中年女社员会唱歌，会唱一段颂金银滩巨变的歌词。我想听一听，找到她家，她正在拉风箱煮饭，我说明身份、来意，她说了一句“忙（màng）着呢”，不理我。我说：“大姐，我帮你拉风箱，不误事。”她一听张口就唱，也没叫我拉风箱。后来我在通讯里引用了两句。这里，我有了一点感悟：当记者不要耍大牌，人家不理你就是不理你，你得想办法让别人理你。这篇通讯当时普遍反映较好。时隔五十四年后的2013年，当年的部副主任徐世祥赠诗《读庆同同志文集有感》，有一句“初露头角《金银滩》”，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通讯《金银滩》，我和老顾（部主任顾页）背后称赞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我有资格写通讯歌颂伟大祖国；成立20周年，我在农村劳动改造，没有资格歌颂；成立30周年，我在公社当干事，还没有彻底平反，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成立40周年，我在大学教书，没有时间出去采访；成立50周年，我退休已经3年，没有写；成立60周年，我73岁了，拖家带口，也没有写；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83岁了，儿孙满堂，他们不让我逞能写长文章了。所以，《金银滩》可能就是我这个“老记”唯一歌颂祖国“山河变化多”的新闻作品。我在这里提到它，无非是表达岁月沧桑、逆旅错过的感慨。

说起到吴忠采访，还有一件不算小的事：大约是1961年春，我从灵武县城步行到吴忠市区，走了4个多小时，目的是沿途了解农村供销社、小商店车马具供应的真实情况，因为在工商部编辑分工中，我的分工里有一项叫“工业手工业支援农业”，就必须了解这些情况。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看到路边农田庄稼长得好的，一问都是自留地；缺苗断垄的，大多是集体的地。不久，我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自留地长得不错，一看就能分出哪是自留地，哪是社里的地。我想，不管什么地，只要庄稼长得好就是好事情。就是再‘低标准’几年，只要社员缓过气来，就谢天谢地……”（下面，原件叫老鼠咬了两行。这些信件，1980年退还给我，放在柜子里，搬了几次家，没有动过。这次打开翻了翻，发现有的地方叫老鼠咬了——作者注）

十

那时我常去固原组稿、采访，其中，一次上山、两次下乡长了我不少知识。

一次上山：

炭山煤矿供应着固原地区用煤，但它在固原三营东北的深山里，交通不便。直到1962年3月，我有机会搭一辆顺车，于当晚到炭山煤矿。第二天一早，随一位下井干部下井。那时炭山煤矿条件差，井下有的地方要狠狠弯腰才能通过。在那样的条件下也没法采访，只是走走、看看。下午召开座谈会，矿领导刚把我介绍完，与会的工人、技术人员一看这个人就是上午在井下走来走去的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显得很亲热。大伙谈了很多这个矿近年发生的变化、改善矿工福利的措施等情况，还介绍我到附近的地质队、公社的综合厂采访，说那里也有新闻。我完成采访任务，写了一篇《炭山行》（1962年4月8日《宁夏日报》），组版编辑特意请美术编辑手写标题。随后我又写了一篇《党小组长王保民》——党小组长、老矿工王保民细致做思想工作，很感人。我的感悟是：记者对从事艰苦职业或社会地位较低的采访对象，要有足够的尊重，有条件就去体验一下。

两次下乡：

一是1961年7月底，我从六盘山的和尚铺步行几个小时到蒿店采访（误了班车），写了通讯《蒿店见闻》。还写了一个内参，反映固原某些地方生产队干部对搞家庭副业还有顾虑，要加强对农业六十条的宣传。

二是1962年7月，我同海原县农具厂下乡修配小组的工人，一起拉着架子车，先走到贾埫公社，第二天走到郑旗公社，观察、体验并直接参与工人修理农具的活动，了解到许多工业支援农业中的情况，用日记体通讯写了《更好地支援农业——随同修配工人下乡的日记》，编辑部重视，分两次在二版以楷体字发表。直到今天，我都珍惜那次下乡的感悟：记者采访一定要深入，有些问题、情况、经验、教训，浮在上面是了解不到的。

十一

我多次到海原县农具厂组稿、采访，那是我的“点”（工商部要求编辑都有自己蹲的“点”）。我每次去住厂里的工人宿舍，工人对我熟悉、信任，我回银川时，一些工人把自己的钱交给我，让我在银川帮他们买东西，如好一点的布、鞋、背包等，买布还让我带布票，要我下次去时带去，我从没叫他们失望过。我的这个“点”为我提供了许多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对我做好编辑工作很有帮助。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厂长刘宝俊同志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平反后很快与他恢复了联系。

那时固原县到固原地区各县都有班车，有的是轿车，有的是带篷卡车。

轮上带篷卡车就吃土。《宁夏日报》那时没有记者证，只有工作证。有时轿车人满了，要坐卡车了，我就拿工作证找固原县汽车站的鲁科长，我说有紧急采访任务，要坐先开的轿车，他就在二指宽的纸条（他自己卷纸烟用的）上写“把记者加上”，我就能挤上已满员的轿车，避开后面走的卡车了。

1960年前后，我到固原去还有两事可一记，一是从银川坐班车去，路过同心，在有的地方，我看到不远处村庄边的树干是**裸的，是白的。二是固原县南河滩农贸市场，冬天有黄萝卜卖，二元一斤（我月工资六十三元），我没少吃：切成小方块，加水放牙缸或饭盒里，搁取暖炉子上煮，连汤带小方块一起下肚，聊胜于无。不管怎么说，我是知道“吃”之重要的，直到现在，我都不允许家里随便把吃的倒掉，都不允许到外面吃不把吃剩的带走。

我已是耄耋之年，回忆的潮水使我寝食不安。现在，删节、修改、敲定以上文字，留个史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