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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忆离别油坊梁（第1页）

长忆离别油坊梁

1975年，我恢复了按月拿国家工资，总是一件大事，故离油坊梁其事其情，就常入我的梦境。悲喜交集又带着缺憾的情感过程，在我心中烙下印痕，入梦就不奇怪。这些年在与当年农民朋友相聚时也常说起，也为如今学生、友人来家叙谈时问起。现在作一回顾，权作纪念和回答。

1975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生产队园子劳动，好像是在翻地。突然，队上一位姓俞的羊把式站在园子崖垴，喊道：“王庆同，王庆同，荀队长叫你到公社去，估摸是好事。”

荀队长是政治队长，与他有关的“好事”会是什么？我想不出来。我心想，如果是复查、平反，总得派个人来通知，不能这么随便吧。不过，我还是像怀揣了兔子，心咚咚直跳。收工后，我向俞老汉告假，赶上灯时回到生产队的居民点。

我问荀队长是啥事。他不紧不慢地说：“上次公社开会，公社某秘书让告诉你，叫你到县上去一趟。”

“到县上找谁，啥事呢？”

“你问某秘书就知道，我也说不机密（说不清楚，当地习惯说法），好像是让你到县上干什么。”

这一夜，我一头雾水的上炕睡觉。让我到县上去干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步行去公社，赶中午时分，走进公社的大门。公社的大门不是“分子”随便进的，9年时间我进过若干次，都是传唤我去接受外调，叫我去“帮助组织”。我不知道某秘书在哪个房间（都是平房），推开一个房门，没有人；再推开一个房门，还是没有人。最后在一个较偏僻的房间，找到很多人，都蹲在炕上，中间一个牙缸，估计里面是白酒（房子有酒味），还有两个开了口的玻璃瓶罐头。我问某秘书在吗，一位年轻人说在。我说，我是王庆同，队长让我来找你。他说，噢，噢，知道，你到县上“喀”（去），找组织部。我问，啥事呢？他说，区上有通知，你“喀”（去）就知道了，他又说，我也不会说（说不明白之意，当地习惯说法）。我说，那我不向队长请假了。他说，没事，没事（也是当地的习惯说法，认可的意思）。

我最后一问是试探，看他是否把我置于队长之下。他的回答，让我摸到一点“大方向”。

当天下午，我乘路过拖拉机赶到盐池县城，找到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领导让我看了自治区有关部门（记不清哪个部门了）对我的案子的批复处理意见，大意是：撤销反革命分子帽子，恢复公职，由盐池县委安排工作。我想了解得更详细些，对方说，政治结论基本没变，就没有必要看了。

原来是这样。

我很快冷静下来，作出三个判断：第一，原供职单位受理了我的申诉，向自治区有关部门报送了“撤销帽子，恢复公职”的意见。第二，当时报刊上有整顿工作、落实政策的声音，我是沾了形势的光。第三，“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定性没有动，开除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行政降两级的处分没有动，我是个“有问题”的干部。但如果形势更好，我还可以再申诉嘛。

这一夜，我被安排住县委招待所。我说，我没有钱。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说，这个你不用管。我听见他走时对服务员说，记在县委的账上。啊，我到底不是“分子”了，县委替我付房费了。我真想在大街上翻个筋斗，如果我会翻筋斗的话。

这里我要追叙一件事情：1974年的一天，下着雨，我正在家里（居民点的喂猪房）做午饭，门口突然出现原工作单位人事处副处长熊一清。她穿着雨衣进了屋，也没地方好坐，就站着说：“你写的申诉，写到外头的申诉，我们都看了，你不要写了，耐心等待。”我说：“那等到什么时候？”

她说：“这个不好说，你等着就是。”她差一点说迟早解决，但以她的身份不好说这句话，但我从她的口气听出这个意思，也就不好一定要追问究竟什么时候真正解决。现在想来，事实上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我说：“你把雨衣脱了上炕坐，我给你做饭吃。”她说，马上要到大队部拿个材料。

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大队给出的我劳动改造表现的鉴定，听说是如实写，写得较好的。她准备赶明天坐班车回去。那就是说，她从银川来回坐班车，冒雨步行百里沙路（来回）就是为了对我说这几句话。这是很负责任的一个表现，至今我感念她的好意和善心。

我从县委招待所回到生产队，把信息如实告诉所有的人。我赶着驴拉车到园子拉铺盖，紧着把粮食、杂物装箱装袋，把风箱、铁锅、水缸、坛子、磨石、镰刀、锄头等，分送给几位朋友。一大一小两只自留羊、一间房子送给生产队——房子的旧门窗本来就是借生产队的，十几根柳椽、一根柳梁是生产队低价卖给我的，盖房子的工分是我出的——我欠生产队少量的钱（平时打条子借的）也就抹掉，拉平算完事。一切准备停当，开始做最后一件事：请大家喝酒、辞行。我请孙立义婆姨路凤兰给炒了几盘菜（土豆丝、莲花白、韭菜炒鸡蛋，还有大肉烩粉条），就在孙立义家的外屋，请生产队的人喝酒。那晚，差不多的中青年人都来了。没有什么缠绵悱恻的话，有的说：“王庆同不用戳牛尻子了”（意即不用打牛屁股耕地了），有的说：“不用拧棒子了”（意即不用自己卷旱烟，可以抽纸烟了），再就是一股劲儿划拳灌酒，路凤兰则不时添菜。我不会喝酒，喝了几杯就请孙立义代酒、劝酒。

第二天，初夏早晨的太阳明晃晃地从园子方向升起来。整个小庄子沐浴在带着沙漠干燥气息的阳光中。村西头左三的铁匠炉升火了，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铁匠炉的西边是生产队的库房，张木匠在里面修农具，他的手艺好，无可挑剔。东边是“山台”，有大量的山地，园子在“山台”

下面。北边的油坊冒出炊烟，是在炒麻子，还是给“油包子”（榨油的人）做饭？村子南边是一片开阔的自留地，地里的糜子三四指高，长势不旺，估计今年不会有大“出息”。庄子里随处可见的沙堆，如同咄咄逼人的讨债鬼，追到人家门口来了——生态恶化到了头，沙子刮到房前屋后，有的已经离房顶不远了，人可以顺着沙堆走到房顶晒东西啦。两百来人的生产队，只有几棵树。有眼土井，水勉强可以饮用……这就是我在其中“苦”（当地农民称劳动为“苦”，习惯说法）了9年的油坊梁生产队居民点的自然条件和景观。9年来，只顾拼着体力挣工分，争取生存权，直到此刻要走了，才把小庄子环视一遍，就是这个样子。

我对这个生存空间已经较为适应。但是，这终究不是我原来生活的地方，说实话，我每时每刻都想离开，从来没有决心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做梦都想离开，但到真正要离开的时候，对它的每一寸土地却有难以割舍的情感。一些帮我渡过难关的朋友的情谊，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现在要和他们分手，也很留恋。

该走了。队上一辆到公社粮库打种子的驴拉车，捎着我的行李，我随在车子后面步行，离开小庄子。几位朋友送我到村头。

渐渐后退的小庄子，落到地平线下面。随后，当年我来生产队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村头树梢，此刻从视线中消失。

哪条路来，哪条路回。

道是无路，还是有路。

再见了，油坊梁！

乡亲们，盼你们有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