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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光（第1页）

灯光

每每读到冰心的《小橘灯》，就想起那个小女孩生病的母亲，昏暗灯光下那位生病的母亲仿佛就是我的母亲。

昏暗的清油灯下，母亲挣扎着坐起来，用手理了理稀疏而蓬乱的头发，喝了几口小米米汤，从腋下的针扎子里取出一根针，挑了挑灯芯。灯光稍稍明亮了一些，母亲抱起枕边那只受伤的沙鸡，喃喃地说：“咱俩一样，也不知道能活到哪天……”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段音画。

睡到半夜，我觉得冷就迷迷糊糊找被窝里的母亲，没摸到母亲的热身子就醒来了。昏暗的油灯下，爷爷、父亲坐在炕边，哥哥、姐姐和嫂子们都跪在地上。我一声声叫着找妈，却没人应答我，我就光着脚板出去外面找，爷爷提着小灯笼跟出来，给我穿上鞋跟在我后面，我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找遍了伙房、磨窑、羊棚、草圈、菜地……那些母亲平时出现的所有地方。没找见人，我又返回屋里。小灯笼照亮了地上麻纸下面露出的一双小脚。我过去揭开麻纸，扑到母亲身上。除了睡着的弟弟，全家人都哭了……

爷爷告诉我：“你妈殁了！”小姐姐抓着我的手，拿起两张纸，在母亲遗像前的油碗灯上点着，燃烧后的红烬落入地上一个担有剁面刀的盆里。姐姐拉着我的手，跟大家一起给母亲的遗像磕了三个头。懵懵懂懂的我心里很难受，但并不完全明白母亲去世意味着什么。

隐约记得，母亲的灵柩在昏暗的灯光里被抬出了大门……以后，只有在梦里和母亲相见，还是母亲留给我最后那个昏暗灯光下抱着沙鸡的画面。

渐渐长大了，印象的轮廓也渐渐清晰了起来。从有记忆起，家里只有一盏烧清油（食用植物油）的铸铁油灯。上面像个小盅子，下面是个底座，中间由一根柱子连接着。听爷爷说，小盅里原来有个小老鼠，多年前掉了。油灯无论白天晚上，也不管是擦过还是没擦过，啥时候通身都黝黑黝黑的。灯捻子通常是用废旧的棉花搓成的，搭在小盅边一个突出的小槽上。

不管有多少人干活、看书、写作业，也只有这么一盏油灯。吃饭时，在伙房碗架上。吃完饭、洗完锅，又跟着人来到住人屋子的小炕桌上。父亲、四哥、小姐姐和五哥，每人占着小炕桌的一个边，看书、做针线活、写作业。我和弟弟想瞅瞅父亲的书或者五哥的作业，就把脑袋伸得长长的看上一会儿。脖子困了，端不住脑袋了，就又缩回到原地，两人继续在炕上抓羊拐骨。

我上学了，小姐姐的针线活移除出有灯光的小桌边。听着小姐姐因针扎了手发出一声声细小的惊叫，我的心就会抽搐一下。我一抬头，哦，父亲的脸还是斜的。

巧手四哥找来一小块铁皮，卷成一个管，用架子车胎上的废旧气门芯把铁管固定在药瓶盖上，搓根棉胎穿进铁管，在瓶里装上清油，再把瓶盖拧在瓶口上。四哥点亮新油灯，从伙房端过来放在箱盖上，得意地说：“看看我做的灯好不好、亮不亮呀？”父亲把手里的书扣在小炕桌上，一口气吹灭桌上的小油灯，说：“好是好，就是太费油。三天一窝窝油，烧不起呀。老四，把这灯端到伙房，省得来回端。”

四哥听说有种叫煤油的东西点灯比清油灯亮，还省油又省钱，就从供销社买了瓶煤油，换在新制作的油灯里。父亲看着四哥的举动，一直沉着脸没吭声。五哥划着手里准备好的火柴，点着了煤油灯。父亲盯着煤油灯看了看，又环视了一圈我们，拿起书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说：“书上的字好像清楚了一点哦。”我们谁也没敢说话，该干啥还干啥。

一瓶煤油烧完，细算账，省了一毛五左右。父亲这才说：“算你聪明。”

老家来了石油钻井队，说是钻出来的黑油就是炼点灯的煤油和拖拉机烧的柴油的。父亲对钻井队工人说：“要是能给我们留些点灯的煤油就好了。”工人笑着说：“钻出来的是黑原油，要送到炼油厂才能炼成煤油、汽油和柴油。”父亲放羊间隙帮井队干点零碎活，换回点废铁啥的。偶尔看见工人用什么油清洗零件，清洗完后就把油倒掉了。父亲问那是啥油，能不能点灯？工人说，是柴油，点灯烟太大。父亲从家里带了个小桶，说自己干活要点废柴油就行。

回家后，如获至宝的父亲指着大半桶废柴油说：“这次就把两个灯都点着！点得亮亮的，我再也不催你们早点吹灯睡觉哩。”看着正在灯下做针线活的小姐姐，父亲说：“这多好呀，我女子做针线活针就再也不会戳手哩。”在两盏灯光下，全家人的笑脸清晰又红润。

第二天早晨起来，所有人都指着对方的脸发笑——大家的鼻孔、牙齿都是黑的。一个人洗完脸，水就变黑了。父亲说：“便宜没好货。今年天旱，窖里水没收满，这水也得省着点用呀。”晚上，又恢复成了一盏灯，但第二天早晨鼻孔依然是黑的。我们改变了洗脸的方式，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就用土坷垃擦擦鼻孔，回来再在小盆里洗鼻孔，然后到另一个盆里洗脸。开始懂得臭美的五哥学小姐姐的办法，晚上睡觉时给鼻孔塞团旧棉花，这样第二天起来鼻孔就不黑，但嗓子里的黑痰却要清理一阵子。

我从大姐家回来说：“大姐家用的是玻璃罩子灯，点着后三间房子全都亮了。”父亲带着讽刺的口吻说：“要不咱也买一个？”我看着父亲的脸，小声说：“就是没钱。”父亲提高嗓门：“你也知道没钱呢？有钱我还想把供销社搬回咱们家呢！有柴油点灯就好得很哩。吃了五斗想一石。把心思好好用在干活和念书上比啥都好，少成天给我胡思乱想的。”

一段时间过后，窑顶的墙皮明显变黑了。父亲在窑顶墙上向外开了一个孔，以便灯烟能出去。又过了一段时间，小洞口上方的外墙也变成了黑黄色。

过了腊八，就开始剜窗花了。小姐姐从一本旧书里翻出以前的窗花样子，用纸捻子把窗花样子订在一沓彩色蜡光纸上，然后拿在灯头上熏。我下巴贴着炕皮看姐姐怎么熏窗花。在举着窗花样的两手中间，灯光前面，姐姐洁白的牙齿上方微笑的脸，就像一张向上翘的弯月。看着看着，这张笑脸变成了母亲的笑脸。

“这么快就熏好了。”姐姐的话打破了我的幻觉。父亲说：“看来油烟大也有它的好处嘛。”我赶紧凑一句：“可惜一年就熏一次窗花。”“就你嘴快！”父亲一句话封上了我快乐的小嘴。按照去年的做法，我轻轻地撕去熏得黑黑的窗花样，一副清晰的黑白窗花图案显现了出来，姐姐随后就依照这个黑白图案剜窗花。

年关将近，姐姐白天做针线、拆洗被褥，推磨只能放在晚上。拉磨的驴是借别人的，别人白天用，我们只能傍晚借来，把驴喂饱了，晚上再推磨。推磨这活实在是太寂寞、太磨人了。我家住在一个僻静的小山沟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猫头鹰、狐狸甚至狼的叫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听着这些声音确实很瘆人。姐姐每次推磨的时候都要带上我和弟弟，帮着扫个磨堂、推拉个箩啥的，主要还是做伴、壮胆。每次推磨结束，姐姐都会说有两个“小伙子”就是不一样。

以前推磨照明用的都是清油小碗，有了柴油当然改用柴油灯，油灯还在墙壁上原来放油碗的那个小洞里。点着柴油灯，看着扶摇而上的黑烟，我一点也不担心墙被熏黑，恰恰是这一小股烟让我觉得冰冷的磨道平添了一些人间烟火。磨道里，我也不用操心熏黑鼻孔的事，因为磨道、碾窑本来就是敞开的，没有门。

驴吃饱草料就让开了槽，被蒙了眼睛、戴了笼嘴、套了绳索，牢牢控制在石磨拉杆上，绕着没头没尾的磨道转圈圈。驴槽就是磨面的操作台，我们把笸箩放在用草铺平的驴槽上，再放上箩架和箩。

为了不让大家打瞌睡，姐姐不停地轮换使唤我俩滑箩筛面、添麦、揽麦、拨动磨眼里的芨芨棍，她自己也不停地调换岗位。油灯下，姐姐身体的律动，让我第一次发现了女性的美丽。我把磨碎的麦子端来，分批倒入箩里。姐姐一手扶着箩架，一手抓着箩边，前后不停地滑动盛着破碎麦子的箩。灯光下，随着箩的前后滑动，姐姐的发梢、耳坠也摇动起来。姐姐那沾了面粉的睫毛显得特别的长且清晰，眼神十分温和，时常凶巴巴的脸此时变得像母亲一样慈祥。

驴脖子上的铃铛随着蹄子的动作有节奏地发出悦耳的声音。然而，同样节奏的声音听多了我们都打瞌睡。没有了催眠的声音，正好一股冷风吹进来，我醒了。就见磨盖上的麦料空了，驴停着，蹄子下面是一摊尿。姐姐和弟弟都趴在驴槽边睡着了，只有灯还亮着。

小姐打了个激灵，提高嗓门说：“抓紧时间推磨，咱好做年茶、包扁食！”三人振作精神，填上麦料，我在磨道门口挥响鞭子“嘚儿球”，驴重新开始转圈，铃铛、驴蹄声重新响起。

姐姐拍了拍笸箩和箩边，开口唱：“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吆，三盏盏的那个灯，哎哟戴上了那个铃儿吆，哇哇嘚的那个声……”我听过无数遍姐姐唱的《赶生灵》，唯独今晚油灯下的歌声格外好听。加上驴铃铛声、蹄子踏地声、箩壁撞击箩架声的伴奏，歌声更加的美妙。从那时起，我真正喜欢上了陕北民歌。

姐姐嫁人了，我再也没听到姐姐唱的《赶生灵》。去年清明节回老家上完坟，兄弟姐妹带着晚辈们去看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接受家史教育。

老宅早已面目全非，洪水把院墙、窑洞都拉塌了，磨窑剩下后半窑掌。驴槽上面的红帖早已退了色，但上面二哥当年写的“六畜兴旺”的字迹还很清晰。最完整的还是放灯的小洞，上方浓浓的、油油的黑色烟迹就如昨天才熏上去的一样。看着那烟熏的痕迹，小姐姐唱起了《赶生灵》。我仿佛又听到驴铃、驴蹄和磨的声音。

父亲到公社苗圃放羊，我随后也跟了过去。太阳落山的时候，在苗圃羊房门口等了一个下午的我终于见到了父亲。羊拥挤着回归圈里，我帮父亲数着肥羊只。父亲锁好羊圈门，笑着打开自己居住的羊房门。屋子里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父亲扶着我的脑袋说：“进家！”我脚踏进门的同时，听见“吧嗒”一声，屋里亮如白昼，我下意识地用手遮挡住刺眼的光芒，就听父亲说：“不要看灯泡，刺眼睛！”“吧嗒”一声，屋子又黑了，比先前更黑。“等一下再开灯就不刺眼了。我第一次用电灯也是的。”说着，父亲又打开了电灯，这时已没了先前的刺眼。我环视了一圈小小的羊房，简单的生活物品尽收眼底。

父亲指着锅台上的盆，意思让我喝水，他自己拧开手边的水壶也喝了两口。父亲问我：“电灯好不好？”我说：“好！”“十几天前苗圃买回来发电机，每个房子都安了电灯。”以前，父亲在生产队放羊每天晚上回来，基本上都是摸黑说话，吃饭时才点上灯。隔着锅台，父亲脸上的喜怒哀乐基本看不清，看到的只是那一身的疲惫。此刻，在电灯下，父亲额头上的皱纹是那么清晰，沟回内外黑白分明。

坐了一会儿，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肚子饿了吧？”赶紧拉过干粮口袋，拿出馍馍给我吃。我说：“不饿。”就赶快削洋芋、生火，和父亲一起做了锅黄米洋芋黏饭。父亲一边吃着饭，一边盯着我看，眼神里流露一丝高兴和对儿子的期冀。饭后，我打开书包，父亲站在一旁看我做作业，感叹道：“电灯好吧？晚上看书、做作业一点都不受影响。”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我们做作业他自己看书，而是一直站在我身后看着我。我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不时回头看一眼父亲，父亲始终都是一个表情——微笑，特别明亮的微笑。

电灯闪了两下，父亲告诉我：“收拾好书本，马上就灭灯了。”我不明白啥意思，父亲补充说：“发电的人晚上也要睡觉，每天到时间就停了机器，明天天黑再开机器发电。”

早晨起来，我端详头顶上悬着的电灯泡，跟几年前第一次看电影时见过的那个电灯泡一模一样。爷爷当时在电灯上点旱烟没点着，原来这灯泡里的火根本就不外露嘛。

1979年惊蛰前三天，我家平反了。再过十天即农历二月十五，是母亲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家里搞了一次纪念母亲的追远活动，最隆重的就是晚上的“家祭”了。礼宾先生在十个大碗中放了清油，用碗垒成一堵灯墙。太阳的余晖收起、群星闪烁时灯墙被点亮了，整个院落像包在金色的帷帐里。家里能写点东西的人都念了追远词。我的追远词感动了所有的亲友，更感动了礼宾先生。他最后说了几句鼓励我们好好念书的话，又即兴唱了一段秦腔《三娘教子》，二哥用板胡拉了伴奏。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看到灯火辉煌的场面，那段《三娘教子》就会在我的耳畔响起，我似乎看见母亲拄着拐杖从那面灯火墙中走来……

《小橘灯》应该有个好的结局：小女孩的父亲很快就回来了，她母亲的病也好了，一家人平平安安。

向窗外望去，银川城灯火辉煌。愿大家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