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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学（第1页）

上学

学龄前，早早跟着父亲识了些字，在家里也干不了个啥，所以不到五岁，家长就让我到学校里去混了。没凳子，就从家里拿了块木墩子，挤在过道里。没有书，也没有个像样的本子，只有一支秃铅笔和哥哥写过的旧本子。关键是没有学习任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真可以算得上是个自由分子。

学校就设在生产队的库窑和羊窑中间的一个窑洞里。那时，学校就是教室，教室就是学校，教室和学校没有明显的界线。从一年级到三年，后来又增加到五年级，二十来个孩子挤在一孔窑洞里。门口还算亮堂，越往里光线越暗，窑掌里坐的孩子刚坐下根本就看不见书上的字。上课后，学生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趴在桌上闭一会儿眼睛，再慢慢睁开，过一会儿才能看清书上的字。

整个学校就一个老师、一块黑板、一盒粉笔、一瓶红墨水、一支蘸笔、一把直尺、一支哨子、一副铁环、一根跳绳。

没有讲桌，第一排孩子的课桌就是讲桌。也没有讲台，在老师“讲台”边的墙壁上挖了三个洞，一个放粉笔，一个放红色墨水，一个放煤油灯——洞的上方被熏得黑黑的。“讲桌”靠墙的地方落着一本教案、五本教材、一本《新华字典》。老师没手表，没办法掌握上下课和放学的时间，后来生产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买了一台小座钟。

学校上午上算术，下午上语文。一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都跟着听。一年下来，高年级语文的背诵课我几乎都会背，数学也听了个差不多。凡是体育、美术、音乐课，不论哪个年级，都在一起上同样的内容。

有一次，在五年级数学课上，老师好像问了一个百分数还是什么问题，半天没人敢举手，老师生气地问：“低年级的学生有谁知道？”我坐在最前面，不知道搞清楚没有，就大胆地举了手，竟然还给蒙对了。受了表扬的我有些飘飘然。

夏天，自留地里种了些菜，我家住得偏僻，怕丢了菜或者让跑来的牲畜给糟蹋了，就把我拉回来看家护院去了。老师见了我父亲说：“赶快让钢蛋上学，娃娃聪明，没准将来还有点啥出息呢。”

第二年，家里决定让我正式上学。

跟前面混那几个月不同，这次可是正式的，得来真格的。为了上学，我可是好好地准备了一番。用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根铅笔、一块橡皮、两个本子，跟哥哥要了一个他写过的本子，用背面做练习。没有书包，我就缠着老四，要来了他用了三年、背带绽了、下面两个角已经开了洞、褪色了的黄帆布包，上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两行红漆字。姐姐花了一个晚上把书包补好了。大早上起来，我背起书包，用两只袖子交换着蹭了几下鼻涕，来到院子，学解放军正步走了一圈，感觉十分神气。

“不错，像个学生！就看学习怎么样。”听了父亲、姐姐、哥哥的话，我感觉身上来了一股劲。

报名那天，父亲一手握着牧羊棍，一手拉着我，把我交给老师。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这儿子要调皮，你就打，打下乱子是我的！”说完，转身就走了。老师问姓名、几岁，我都一一回答了。当问到“家庭成分”时，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这样的家庭成分，我当然是知道的，可不敢说。老师问了几遍，我都没回答。这时，学生已经围了很多。

老师变了个方式问：“想上学吧？”

“……想。”我怯怯地回答。

“哎，那你就要说出你的家庭成分。”老师指着报名表上“家庭成分”栏说。

“地……主……”我低着头回答。

围观的一个学生露出嘲笑的表情。我刚才的快乐心情一下子被打击得一落千丈。

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桌子”是三块土台子担起的一块木板，上面紧紧地挤了四五个娃娃。由于位置太小，每个人只能侧着身子坐。“凳子”全是土基子砌成的土台子，为了不至于蹭太多的土、受太多的冻，每个娃娃都从家里带了一块破羊皮之类的东西铺在上面。

上学的第一天，由于新报名的人多，轮到我领书的时候，算术课本已经发完了，只剩下一本语文书。捧着崭新的课本，小心翼翼地翻开，最前面的三页是彩色的，第一页是毛泽东像，下面写着“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天安门城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三页是韶山、遵义、延安，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一节课上第一页“毛主席万岁”并学习写横竖撇捺。这些我早已不在话下，于是迫不及待地往后翻看，大约有十几二十页，直到汉语拼音才停下来。上算术课，没有课本，就听老师讲，听了一会儿，跟着老师学写那些洋码码和1+2一类的东西，感到没意思，就东张西望、胡思乱想，忽然想起来中午的黄米杠子饭，肚子一下就饿了。想着想着，脑袋被粉笔弹子砸了一下，我随口说了句：“毛主席万岁。”惹得满教室学生哄堂大笑。老师责问道：“我问你1+2等于几，你给我回答毛主席万岁。刚上学第一天就这个姿势，往后还上天不成？”从此，就留下个毛病，只要发愣时间一长，就会猛地打个激灵，这毛病直到三年级才渐渐地清除了。

学校院子里栽着两根椽子，上面什么也没有，高年级同学都管那叫“篮球架”。后来才搞清楚，因为学生增加了，没桌子，就把篮球架上的木板拆下来当了桌子。

没了篮球架，也没有篮球，学校有的就是套滚的铁环、磨断了的跳绳。体育课、课外活动时间，天好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做一些丢手绢、老鹰抓小鸡的活动。下雨天，就在教室里搞“吹哨传皮球”，哨声一响，小皮球传到谁谁就出个节目，多数同学也就唱两句歌。天冷的时候，教室里待不住、外面站不住，好多男孩子拥到墙角玩“挤油”，你挤我、我挤你，谁最先被挤出去，谁就是失败者，胜利者就要从他身上跳过去，称之为“髂骚”。据说韩信小的时候经常被“髂骚”，所以谁也没觉得被“髂骚”有多丢人。无论年纪大小，男孩每人的口袋都装了好多杏核，有的还装一块铁板儿。一到下课，男孩就围在一起弹杏核、溜板儿，谁输了就付给对方一定数量的杏核。放假后，经常能看到一些大男孩用铁板儿打硬币。时间一长，铁板儿磨得光溜溜的，拿在手里能当镜子用。一次，学校好不容易买了个旧足球，几天就破了。以后遇到谁家宰猪，就要个猪尿脬踢。后来，流行火柴枪，可那仅仅是少数大孩子的专利，我们这些小皮蛋子只有旁观的份儿。直到有一天，我们哥仨“砸锅卖铁”般地做了把火柴枪，才算在同学中有了“地位”。

女孩子的游戏相对较多，也比较文明。开始是抓银儿、解（gái）绷绷，后来有了打沙包、跳皮筋等。最普通的银儿是杏核，中档是羊骨头、螺钉、纽扣等，不管什么材质，五粒为一副。这些东西男生不屑一顾，可在女同学手里上下翻飞，无论怎样抛、接都很少掉在地上。解绷绷一般是花上三分钱买一根彩色的玻璃带（塑料头绳），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一个人玩。彩色玻璃带在女同学手里如同变魔术一般，一个接一个地翻出蜜蜂、蝴蝶、水棒槌（蜻蜓）等不同的花样，让我们这些男生看得眼花缭乱。

几乎每天上学前姐姐总是说：“到学校好好学习就行了，少匪上些。衣裳都匪烂了，消化太快又费粮食。”可能是这个原因，下课后，我总是看别人玩得多，自己玩得少。刚上学那阵，我的书包里没有铅笔刀，更没有什么转笔刀。姐姐怕我削铅笔技术不过关，损坏了铅芯，更怕在学校拿铅笔乱画浪费铅笔，所以我的铅笔都是姐姐帮我削的。直到姐姐出嫁，我才在五哥的指导和监督下自己削铅笔。

有两年老家遭了饥荒，我和弟弟不得不中断学业去流浪混肚子。但不管到哪里，书包总是背在身上，流落到有学生的人家，晚上就跟他们一起学习。直到天年稍稍转好，家里有了些吃的，才又重返课堂。

小学毕业后，总担心家庭成分不好推荐不上而失学，最终因学习好而被推荐上了初中。为了确保我能顺利地上学，弟弟曾经失学一年，在家帮助父亲和哥哥。

升高中时赶上了改革开放，没了以成分论的说法，此后就再也没有中断学业，直到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老说自己是“没完整上过小学，却完整上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