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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帝国旭日（第3页）

众俘至巴比伦尼亚，此即所谓“巴比伦之囚”。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时期，王国处于极盛阶段，奴隶制经济有较大发展。奴隶广泛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奴隶主阶级分为军事贵族和商人僧侣两大集团。僧侣集团势力强大，首都巴比伦城的马尔杜克神庙僧侣在诸城神庙中居领导地位，在政治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攻入巴比伦尼亚，神庙僧侣迎居鲁士入巴比伦城，新巴比伦王国遂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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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年）冬，晋文公死。这时，杞子从郑国派人送信回国，说：“郑人将北门的钥匙交给了我，如果悄悄地派军队来，郑国就能得到。”秦穆公问蹇叔和百里奚，两人回答道：“经过几个国家几千里路去袭击别人，很少有成功的。我军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不能去！”秦穆公说：“我已经决定了，你俩不必再说。”于是派遣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乞丙三将带兵出发。百里奚和蹇叔哭着为军队送行，秦穆公很生气，说：“我出兵，你们却哭着沮丧我军的士气，这是为什么？”二老答道：“我们并不敢沮丧士气。只是我们年纪大了，儿子要出征，怕以后再也见不看了！”二老对其儿子说：“你们的军队一定会吃败仗，晋人将在崤山阻击。”三十三年（前627年）春，秦军东去，经过成周北门时，车左、车右都脱去头盔下车致敬，随即跳上车去的有三百辆战车的将士。王孙满看了以后说：“秦军轻挑而无礼，一定会失败！”秦军经过滑国时，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贩了牛准备到周去卖，见秦军，就将所带的十二头牛全部迭给秦军，说：“听说大国将要诛灭郑，郑君已经作好迎战的准备，派我先迭十二头牛犒劳贵军士卒。”秦军三位将军商量道：“郑国已经知道我军要去袭击，去了也没有用。”于是灭了滑国，往回撤兵。滑是晋国的同姓之国。当时，晋文公还没有下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丧父，乘机攻灭我的同姓之国。”于是，将丧服染成黑色，出兵在崤山阻击，大败秦军，将三位秦将全部俘获。

5．秦孝公慧眼识人

时间公元前359年

人物秦孝公、商鞅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于是商鞅就向西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

监去求见秦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强国之术”取得了信任。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

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商鞅发挥其过人的口才及博学，坚定地表示：“行为上犹豫不决、遇事怀疑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一般而言，高人一等的想法，势必无法为普遍人所了

解。合理性的独见，无法见容于现实主义者，因为智者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便见其端倪，一般较愚钝者即使事情明显摆在那里，他也难以完全理解。所以对一般人来讲，不必和他们谈论计划，只要和他们共享政策的成果就好了。至德者的大理想主义必不和于世俗之见，建大功的人也不会处处和人们讨论他自己的计划，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便应该努力去做，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规范。”

秦孝公对商鞅的说法首先表示非常赞同。但秦赢一族的部落重要领袖，也是王室重臣之一的甘龙首先表示反对意见，他说：“圣人教化人民，绝不变其风俗，智者治理人民，也不随便改变制度，主要在顺乎自然。因风俗而行教化，才不会干扰民心，容易得到成功，顺乎原本体制来治理，不但官吏较熟习，而人民也比较能够心安。”

商鞅立刻反驳说：“甘龙之言乃世俗之论。一般人的确较安于传统，如同研究学术的人，也容易囿于其所学，这两种心态的人，做个遵守平常体制的官吏还可以胜任，却不可以用来议论需要改革时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体制都不一样，但同样成就帝王之业。春秋五霸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却同样成为霸主。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制，愚钝者照章实施；贤能的人改变传统，让没有能力者作为遵行的标准。”

大臣杜挚又警告说：“如果无法获得一百倍利益，不应奢谈变法；没有十倍的功能，不可随便更改制度。依照传统可以避免错误，遵循现有体制才不会走入邪道。”

商鞅大声疾呼说：“治理国家并不是只能遵循一种方法，要建设国家就不能够拘泥于古代制度。汤武革命推翻传统，反而成为帝王；夏桀王、殷纣王并未改变制度，却仍成为亡国之君。反对传统的不见得不对，依循现有体制的反而更难以建功，这一切都需要依照国家及环境的需要来作决定呀!”

从以上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拘泥于现有体制、反对变法的甘龙及杜挚，应属现实论者。大喊“治世不一道、治国不法古”的商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急于革新强国的秦孝公自然坚决地站在商鞅这一边，在群臣的极力反对下，仍任商鞅为左庶长，推动秦国现有体制的全面变革。

世界历史大事记

早期罗马的土地、债务、政权问题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焦点。公元前376年，盖约·李锡尼和鲁西乌·绥克斯图担任罗马的保民官，他们提出了新法案：全体公民都可以占有和使

用“公地”（罗马征服区的土地），以打破贵族历来对“公地”的垄断特权，从而减缓土地集

中的速度；平民所欠债款一律停止付息；每年选举的两名执政官中，其中一名必须由平民充

任。新法案遭到贵族的极力反对，但广大平民主持斗争。公元前367年，法案终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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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孝公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商鞅以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引见商鞅的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人罢了，哪里值得任用呢?”

景监也责备商鞅。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三王之道”，孝公仍感到厌烦，没有采纳。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五霸之道”，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还不错，可以跟他交谈了。”

商鞅又一次进见秦孝公，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挪动膝盖到商鞅面前，如此交谈了几天，毫不厌倦。随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了秦国。对此，景监不解地问商鞅：“你凭什么迎合了我们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特别高兴啊!”

商鞅说：“我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他，劝他跟三代相比，但国君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待。况且贤明的国君，每个人都想趁自己在位的时候扬名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大业呢?’由此，我用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说服国君，国君对此就特别高兴了。”

6．商鞅变法

时间公元前356年

人物商鞅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的重点在社会结构的改变，第二次则偏重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从现有史料看来，这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彻底依照理论的需要，由最高当局发动足以“动摇国本”的社会结构大调整。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