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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章是从哪里来的（第4页）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过去怕“事儿”，老觉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多，自己难的哭过，给区妇联写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山东）开会，问徐建春同志：“你那也有这些‘事儿’吗？”她说，“事儿”那里也有，干革命就能不怕“事儿”。

在会上听到讲《矛盾论》，才知道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的，矛盾是没完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会出现。

有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武装，以后遇上“事儿”，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争”，思想上没有怕“事儿”的包袱了，出了“事儿”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儿”越出“事儿”，敢于斗争就是胜利。“掉下来树叶怕砸着脑袋”，“走路怕踩死蚂蚁”，那样的人还能干革命？

十多年来斗争生活过惯了，斗争成了我一种最大精神愉快。一没“事儿”压住头，就闷得慌，没精打采，没意思。干起工作来，几天几夜不睡也不困。有次叫我去姑姑家走亲，姑姑尽跟我谈些家务事，我“哼…哼…”的，眼沉的睁不开，睡过去了。俺姑说：“这孩子，心里要是没公事儿追着你，你就甭活了。”

遇上“事儿”要豁上干。

一九六三年闹洪水，有的人说：“完了。”我说：“干哪！”我越遇上“事儿”吃得越多，豁上干，不能豁上不干。那年抗住了洪水。旧社会里说：“认命”，“认倒霉”，那是迷信，是旧的处世哲学，不能听那一套。

危急的时候，越是豁上不干，“事儿”就越大，也就彻底完了；越是豁上干，“不怕死了还怕什么”。有一分力气拼一分力气，就能转危为安，至少也少损失点。

“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不灰心就是聪明。

胆子大，泰山也不怕，胆子小，一块砖头也吓倒，“胆大漂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干革命就要有胆量，只能压住困难，不能叫困难吓住。

出“事儿”以前，先进攻，干革命就要进攻。

在阶级斗争中，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欺软怕硬。我们不光不能怕，还要争取主动，跑在他们前头，“事儿”还没出来，就先提出问题，向他们进攻。原先，一项工作下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唱对台戏，搞破坏。以后，我有经验了，每有新的工作，新的任务，就先在会上警告他们，揭破他们的花招。这样他们就老实一点了。

和自然斗争也是这样。要前进就得改革老一套，要增产就得提出新任务。不进攻就要后退，光防不攻，就会挨打。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说在村里当干部得罪人，看看得罪什么人，得罪阶级敌人是应该的。对于自己人，尽量不伤害感情，少得罪人。怎样才少得罪人呢？我的体会是：

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办事情就要顾一头，一边倒，顾社会主义这一头，往贫下中农这边倒，为人民干革命，不会人人都叫好，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

怕得罪人，说什么“为一个人一条路，得罪一个人一堵墙，”“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个人主义思想，我是为公得罪人，不是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时候，向党和国家说实话，就得罪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不得罪他们，就害党害国家，得罪了人民；在集体里，对损害集体利益的事不管，就会得罪广大贫下中农。

他们会说：“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当老好人，怕得罪人，当的什么干部。”

越管得不坚决得罪的人越多。

我对违反制度，侵犯集体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严。一个人开了个坏头，就会有十个八个的跟上来。管早了，把坏事儿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儿。管严了，不给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钻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几百双眼睛看着咱，办事不公，众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数人；管必管好，一步一个脚印，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样板，榜样最有说服力。

每次发入赈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精人”，在会上研究了赈济对象以后，半夜里砸开人家的门：“我给你解决了救济款。吕玉兰不同意……”这种惯于耍手腕的人，自以为掌握了群众，其实，不过像毛主席说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拿着国家救济款去买好，这样的“好”是不长久的，回过头人家就会想：“你跟我有私，就跟别人有弊，不能相信你。”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团结倪修礼的时候，倪修礼给我很多难看。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怕“吃碰”，哪来的那么大耐心？现在说起来，好像是他（倪修礼）的“不是”多，他有些居功骄傲。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我当时想的是自己的不对，自我批评是搞好团结的基础，人要是光看别人的不对，不想自己不对，就不会有团结的诚心，就不会团结起来。我有哪些不对呢？

没把阶级兄弟团结好是第一个自己不对。

倪修礼是贫农，十几岁参军抗日，为革命流血奋斗，过去我们不团结，第一是对他照顾不够；第二，他是复员军人，我向他学习不够，没有好好依靠他。

看到自己不对，感到很痛心，虚心检查自己，就有团结的诚意了。我想，“团结他，就是克服我身上的缺点，改正我身上的毛病，过去我不对了。今后不能再不对。”

在街上赶着他说话，他不理我。在地里帮他干活，他也不理我，扭头就走。我说：“修礼哥，我有话说。”他说：“你有话说，我没话说。”一旁干活的妇女看了，劝我：“玉兰，干么这样求他？”我心里也是想：自己太没志气，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可是又一想，这不是讲交情，交私人朋友，我敬你一尺，你就得敬我一丈。这是党的工作，革命的需要，不能爱面子，不是谁求谁。如果不站在革命立场，一辈子不说话，怕什么？

我还想，能不能团结同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能不能团结群众大多数的问题，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团结的任务越艰巨，越能锻炼我，我把团结当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团结一个同志，革命就增加一份力量。团结同志是在阶级斗争中争夺人的问题。我为革命团结人，不怕“吃碰”。

说话他不听，是自己帮助人的方法不对头。

有几次跟他谈话，谈不通，就想，这人居功骄傲，看不起我，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不跟他谈了。

又一想：“求进步的人好检讨自己，不求进步的人好埋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