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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宋太祖时代（第2页）

三、《宋史-杜太后传》曰，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因而不惊不慌，谈笑自若，还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据此，这加身的黄袍似乎不是从天而降之物，有人以诗刺讥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四、当时本因国境告急才令赵匡胤领兵出战，为什幺黄袍加身后，不费一枪一刀，战事已定？即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可以认定，镇，定二州的军情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自立而慌报的。

纵观赵匡胤和赵普的交往和关系，再对陈桥兵变的过程加以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赵匡胤和赵普都是事先知道的，不是被迫的。先前辽军入侵本来就是谎报的，后周幼主即位，对于赵匡胤来说本来就是一个起兵夺取皇位的绝佳时机。而赵普从赵匡胤身为节度使的时候，就为其出谋划策，成为他的心腹。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

陈桥兵变的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行事的。赵普被安排与赵匡胤的弟弟一同将进入帐内告诉其事，并身兼着指挥兵变的重要任务。所以说，赵普对陈桥兵变显然是事先知道的而且也极有可能参与了计划。

其时，赵普以掌书记身份随军出征。所谓掌书记，无非是个幕僚，负责军中一些文书起草事宜，地位既不高，实权更是谈不上。可发动政变的将领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却一同来向赵普请教，赵普当仁不让，与将领谈条件，他时而唱白脸，时而唱红脸，最后拍板：

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埙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正需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唯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续资治通鉴长编》）

一件谋取皇权的大事，就这样由赵普几句话就决定下来。于是，出兵御敌的事抛到一边，数十万大军又原路折回。当赵匡胤从小皇帝柴宗训手中接过“禅让”的帝位后，契丹的大军也不南下了，北汉的士兵也不应合了，边境也不告警了，“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由着赵匡胤从从容容地去打理他的这个新王朝的事宜。

看来，所谓契丹南侵，所谓军中鼓噪，一切都是精心预谋，没准加在赵匡胤身上的那件黄袍，也是事前准备好了的。赵普所谓“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指的主要也就是这件事情。赵普也因此被视为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功参缔造，业茂经纶”，“建邦元辅，命世伟才”。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任命赵普为宰相时的这些褒赞之词，都表明了这场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及指挥者就是赵普。

3．开国首相范质

范质是宋朝早期的文臣，曾经都显赫一时，官居宰相要职。宋太祖对范质十分尊重，凡军政大事皆和他商议。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后周昭义军节度使、太原人李筠反叛，太祖与众臣计议调拨军粮的事宜，询问范质。范质说：“大军北上，怀州是十分重要的军粮供应点，不可转移到其它州郡。”于是，宋太祖便升怀州为团练使州，让原怀州刺史马令琮为团练使。

大业初创，许多庶务还来不及办理，皇族子弟未得到封赏，开国功臣也没有授予相应的官位。范质上奏疏说：“赵光义，赵廷美官品爵位均不够尊崇，从典法礼仪上说还有欠缺，请求给他们加封册命，或列于三公宰相，或委任方镇；皇子、皇女即使还在襁褓中，也应交付有关部门办理，准许施行封赏。”于是建隆二年，宋太祖任命赵光义行开封尹、同平章事，赵廷美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范质又上疏说：“宰相，以荐举贤才为天职，以埋没善良为不忠。臣看到端明殿学士吕余庆、枢密副使赵普，精通治国之道，在陛下昔日藩镇府邸经营事务，资历颇深，且都公正忠诚值得信赖，请求授予宰相之职，使他们能施展才能。”太祖亦欣然采纳。

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宋太祖准备祭祀太庙和天地，于是命范质为大礼使。他对范质说：“近百余年来，中原动**不安，礼乐仪仗制度虽未断绝，也像游丝细线一样了。如今有幸时事祥和，年成丰收，能够举行祭祀大典了。报答神明借助于众物齐备，爱卿和大礼五使千万要寻究失传的礼仪，遵奉实行典故旧制，不要有旷废失落，以符合朕的一片虔恭。”于是，范质和陶谷、张昭等研讨寻索前代故事，详细考定新制，制定《南郊行礼图》，又让司天监制定《从祀星辰图》，一并奏报太祖，太祖大为嘉赏。从此，宋的礼制才完备起来。这年，太祖大祭完毕后，封范质为鲁国公。范质上表推辞不受，太祖不允。

北门翰林学士职责深重庄严，但一直空缺。一日，太祖询问范质：“何人可以担任此职？”范质回答说：“窦仪清廉方正，谨慎厚重，然在前朝已经从翰林学士升为端明殿学士，如今又为兵部尚书，难以再召回翰林院。”太祖说：“宫禁之中非此人不可，爱卿应当去说明朕意，勉励他再赴此职。”不久，窦仪被命为翰林学士。

虽然，宋太祖极为爱惜文臣，尤其是对范质恩宠有加。但入宋后的范质身历五朝，深知做官为人的奥妙，对英武明智的君主赵匡胤，他更觉“伴君如伴虎”，每日诚惶诚恐，常压低自己，对君主做远距离的仰望，以便明哲保身。他常对家人说：“当鼻吸三斗醋，方可为相。”

先朝旧制，凡遇重大政事，必定命令宰相大臣坐下商议，事毕后常常是赐茶了方才退下，唐朝和五代仍是遵循此制。范质建议将每件政事写成札子进呈，以此听取圣意，太祖采纳。从此宰相坐论政事之礼就被废除，进一步树立了君王的威严，拉大了君臣的距离。范质还几次上表请求退休，都未获准。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再次上表请求退休。太祖任命范质为太子太傅，王溥为太子太保，魏仁浦为左仆射，免去他们的一切行政事务。

同年秋，范质患病去世，时年54岁，噩耗传来，太祖悲伤痛惜，罢朝一天，赠授范质中书令，赐给他家丰厚的财物。

范质以儒者通晓军事，做了宰相后，廉洁谨慎，敬守法度，从不接受私人的馈赠，朝廷所给的俸禄赏赐多半都给了孤儿和老人。他的生活朴素，死后家里没有多余财物。他的养子范呆曾上书请求升迁，范质作诗告诫他，当时的人广为传诵。他死后留下文集30卷，又著有后梁至后周的《通录》65卷流传于世。

宋太祖在谈论辅佐大臣时，对左右的人说：“范质在居住宅第之外不添置家产，是真正的宰相啊！”宋太宗赵光义评论范质时叹惜说：“他只是欠世宗一死啊！”但是一个人如果能选择，谁又愿意生在乱世呢？统治者走马灯似地更换，在这种情况下，“忠君”只能是迂腐的表现。能于乱世求生存，并能为治国安邦做出一定贡献，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若一定要以“忠君”二字论人品，那赵氏兄弟似乎更该死。

范质性格耿直，喜欢当面指出他人的缺点，曾对人说：“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他就是这样一个足智多谋、气度宏大，而又个性鲜明的两朝名相。

但是，有人对范质却有不同看法。他作为后周的顾命大臣，肩负柴荣的重托，却率了一群文武大臣，向曾经与他同朝为臣的赵匡胤三拜九叩，之后还为他当牛做马，以换取平安到老。用术语说，这人相当识时务，堪称一时俊杰。尽管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五朝，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他尚能清廉自律，尤其最终还是知羞知耻，并不象冯道那样沾沾自喜，说什么“在孝于家，在忠于国”之类的漂亮话。范质曾说过，“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细细品味他的这句话，多少是身为贰臣的辛酸无奈，虽然这份辛酸无人认可，毕竟他是身受了，我想，他的一辈子也就是在“欠世宗一死”（赵光义语）的遗憾中度过，良心大大不安，总算还不是一个奸佞之徒。

事实上，如果细细翻看的话，他的一生可取之处不少。他历事五代虽然有亏于公德，但是并不是象冯道一样自我举荐，而是盛名所累，这是一；他居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处事公允得体，这是二；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占，死后家无余财，这是三；他不结党，不舞弊，知人善任，这是四；他对自己的所为总是愧疚在心，死后不图虚名，这是五。如果撇开人身依附的忠奸理论，从他的政治身份分析，他为政的时期对于宋朝的稳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他的执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赵匡胤，有宋一朝的文人待遇才有可能的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范质的错，似乎错在他的心太软。后汉皇帝昏庸残暴，郭威率兵起事，他躲避战乱，后来被郭威找到，时值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紫袍披在他身上，他一感动就归顺了后周。史书的事怎么来怎么去，等会儿再说，先假设这个细节成立，那么说明范质是一个颇重情义的人，“士为知己者死”，多少文人因为受到领袖的一句表扬而表态要抛头颅洒热血，何况这个领袖如此敬他、护他？从这里看来，范质错在心太软。

无独有偶，在赵匡胤登基前，也有着一个细节。赵匡胤陈桥兵变，顺利回师，对着范质失声痛哭，自诉冤枉情状。这时散武将罗彦环握剑厉声道：“我辈没有天子，今天必须有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范质和王溥率大臣参拜了新皇帝。从这个细节看，范质是被赵匡胤的热泪打动，同情他被武力威胁，因此结论也是他心太软。

范质除了从政，还留下了一笔不小的知识财富，其中就包括他写的从后梁至后周的《通录》六十五卷，这是《旧五代史》的蓝本。不过很遗憾，这些书我老人家没有看过，不知道他是怎么写。但是《资治通鉴》里引了一段他对于冯道的评价：“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从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我们也不难看出范质推崇冯道以减清自己心理压力的矛盾。所以，我私下里认为，前面的这两处来自史书的细节，总是免不了有他做点小动作来文过饰非的嫌疑。

放在历史的特定时间段里，范质是一个很值得批判的人物，他不忠不臣，历事五主，尽管个人品德无可指摘，始终只能是个配角人物。但是透过史书，我看到他至柔无力的内心世界。因为软弱，他才在乱世中无力自保，才能转身臣事他曾经的下属，也因为软弱，才让他做出了不辨是非谬赞冯道的错误，甚至不排除他在史书里做手脚，搞了点混淆是非的小细节。这是他的错误，也是很多文人的错误。

4．“左右手”赵普

赵普贵为开国功臣，在开国之初也的确担任着宰相的职责。但其真正做上宰相却是在乾德二年。之前，赵匡胤怕宋建立之初，根基不是很牢固，同时也是为了稳定政局，赵匡胤于是就留用了后周的范质、王溥、魏仁辅宰相。直至后来，范质请辞，赵匡胤也一同罢免了其他两位宰相后，赵普取而代之被任命为新宰相。

被认为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道德又是如何呢？

细读赵普传记，我们发现，赵普这个人颇贪财。开宝四年的一天晚上，赵匡胤突然来到赵普家，发现廊下排列着十个大瓶，便问里面装的是什么物件，赵普说，是吴越王钱俶送来的海产品。赵匡胤说：“味道一定不错。”打开一看，哪里是什么海产品，竟是满满当当的瓜子金。赵普尴尬之极，忙申辩说：“他们来的信还没打开，如果知道是这个，一定会奏明圣上，退还给他们。”赵匡胤笑了笑说：“收下罢，没关系，他们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决定的呢！”

赵匡胤好微服出行，曾多次来赵普家，有时还约了其弟赵匡义同来，以致赵普有时下班后都不敢换下朝服。每次赵匡胤来，赵普的夫人都要以她的拿手好菜烤羊肉招待，赵匡胤兄弟总是称她为嫂子，君臣之间不拘形迹。但赵匡胤这时的不期而至有点蹊跷。此前发生过几件事情，一定使赵匡胤对赵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例如有个叫赵玭的人，在同赵普吵架时，当众揭发他违反官方规定，派人私自从秦、陇地区收购高大木材，在京师贩卖，赵匡胤得知后十分愤怒，当即就要治他的罪，由于太子太师王溥的求情，才免于惩处。

从此，赵匡胤对赵普的反感日渐加深，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帝不喜”，“始有疑普意矣”。不久，翰林学士卢多逊告发，赵普曾以一块空地与皇家菜园的菜地交换，以扩大自家的房屋用地，营建旅店，与民夺利。这大概是压倒赵普的最后一根稻草，“普恩益替”，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从此完全丧失，开宝六年（973年），终于罢黜了赵普的相位，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