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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之谋 用人是万事的根本（第5页）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拿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通读历史，曾国藩很有感触，于是在他的《杂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打江山创事业一定要有基础，你的宅基有多大，事业基础就有多大，就像房间一样，你盖得有多大，庇护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础的打造非常重要。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才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曾国藩的盖世功业，与他在身边聚集起能够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曾国藩特别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他说，他知道古今

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他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怎样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才”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当然，曾国藩深知什么时候该借人，什么时候不该借人，可谓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不是，他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暗中也是使着“借”字诀的。

曾国藩在打造湘军之初，势单力薄。在给刘蓉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意指刘蓉必须过来，希望每天闻一闻你脚丫子的味道，还有郭嵩焘必须要加盟到我这里，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业。

曾国藩的苦心没有白费，他所打造的湘军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这样一来，他的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

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到后来，湘军竟有了很浓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就连朝中都有人怅然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曾国藩的声望可见一斑。

之后，他还用联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事业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与他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都与他结为了亲家，从而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的一层更坚固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鸿章等也都是曾国藩的生死之交，最后亲上加亲成了亲家，有如一家。

拥有这些人才组成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曾国藩最终成就自己的功业，他身边的这些人能够成为基干力量是关键，他的合纵连横之术才是其事业最终发展的保障。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地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

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

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长期合作的

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

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著名的湘潭大捷，与李元度、陈士杰的出谋划策也绝对分不开。

再有，如采纳容闳的意见，支持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出国，在后世留下了洋务派领袖的美誉。

可以说，正是因为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国藩。

当然，要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对别人有用、有价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往。综观曾国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抵达权力巅峰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秘诀一是善于建立各种关系，一是平时也不忽略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训练和积累。自然，如果没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和引荐，曾国藩就是再有过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会有人来举荐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来举荐他，效果也绝对不会这样好。所以，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在看重善于与人交际的同时，也应重视平时的刻苦积累和努力上进。

要建立起一个优质的人才库，仅有慧眼识人的才能是不够的。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强烈的求才若渴的愿望，并用虚心和诚心感动人才，这样方能用人如器，让藏龙腾飞，让卧虎猛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7．慎重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生前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自己身后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选择人才和接班人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擢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日后培养与任用。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权其才智长短使之，联俊愿悫，各尽使用，人无弃材”。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作用，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的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广学问，拓展眼界。

曾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既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垫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可谓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成长最快、也最能克绍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详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44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为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高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了一百万发。

后来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老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还与曾国藩保持一致，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