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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之谋 用人是万事的根本（第6页）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恶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待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议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仅是借此**，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对他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蓍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当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待，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音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之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由于春节将至，年关临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老师赶回直隶。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不仅继承了他的事业，而且发扬光大。由于曾国藩生前树敌颇多，死后自然有被人物议的可能，由于李鸿章的原因，曾国藩身后不仅没有在声誉上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声誉日隆，声名如日中天，这些都是曾国藩生前安排好了自已的接班人，从而使曾氏后世名声和利益得以保全。

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成就大业有所成就就必须得善于用人，该放权时便放权，该约束时坚决约束。

用人与善于用人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对军事基本上不是很通，但却能够平定太平天国，造就不世之功，善于用人就是一个原因。曾国藩在察人、用人方面有两点：一是善于发现人才，这点曾国藩确实很厉害，如果不能够发现人才就谈不上善用；第二点就是相信人。

“擦亮眼睛，精选人选”、“以私谊形成维系湘军中高层建筑的纽带”，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实施放权，让将领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以促进湘军整体建设的提高，也可以说是他实施这一策略的基础。

那么，应该采用怎样具体的方法将实际的权力下放到中高层将领的手中呢?

对此，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敢于创新的改革家。可以说，他已经完全地把手中的权力下放给了湘军之中的每一位将领，而所采用的手段和策略也是令人震惊的。

曾国藩一改以往士兵归属国家所有的机制。熟知中国古代历史的人肯定知道，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到宋朝的建立，造成战乱连绵的主要原因就是各地藩镇拥兵自重。因此，自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接下来的几个封建王朝，都采取种种措施，防止兵权落到带兵将领和地方大吏的手中。

一直以来，这种紧锁兵权的做法便被曾国藩所鄙夷。虽然这种方法对于维护统治阶级有着一定的益处，但带来的弊病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

例如，清朝的绿营兵规定：将领平时各住其府，有事便授予兵权，事情完了之后，便各回其府；而士兵则平时分驻在各地，当战事发生之后，便临时抽调在一起，共同迎敌。战事结束之后，便回到自己的驻地。

这样一来，就存在着两种弊端：其一是士兵与将领，士兵与士兵之间只有奉命应征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别无私情，兵将之间难以形成一个整体，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其二，对于将领来说，也难以在指挥士兵的时候使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军队，兵为国家之兵，将为国家之将，共同为朝廷负责。因此，他们就不能形成一个谋求某一派系或者家族利益的武装集团，兵权也自然就确保无误地掌握在了中央政府的手中，各地带兵的将领绝不能占为已有。

但是，也正是这种原因、这种授权方式，大大地打击了将领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在练兵的时候，马马虎虎不加注意，在对待士卒的时候也差强人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辛辛苦苦地练兵，将手下的士卒训练成为战无不胜的士卒，和自己又有多大的关系呢?到时候，自己训练出来的士卒又不知道归谁指挥，帮谁建功立业呢?

可能有的人会存在疑问，这样地将权力下放给下属，特别是那些有着一

定能力的下属，虽然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但是“人心隔肚

皮”，谁又能够保证他们在自己的力量壮大了之后，不心存想摆脱曾国藩的

指挥“自立门户”的念头呢?

其实，曾国藩当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的。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曾

国藩采用什么方式来制约湘军之中的中高层将领呢?

首先，曾国藩对于每—个营都有着明确的人数限制。他的这一做法，就

是通过规定的编制，来限制心存异心的湘军将领，以免他们心存骄横自满之心，而走向分裂湘军之路。其次，曾国藩对于每一个营官所招募来的新士卒，坚决地要求必须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为什么曾国藩如此地着重于对新招募来的士卒训练呢?其目的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对于湘军保持有效的控制，对湘军有着绝对的指挥权，保证湘军的整体团结统一。曾国藩在练兵和训兵的时候，不仅重视对士卒作战能力的操练，更加着重于对士卒忠义血性思想方面的教育，要求对新招募来的士卒，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训练，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曾国藩虽然采用了种种策略，但还是没有完全避免将领自立门户，导致湘军分裂的事情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与王鑫之间的事情。

王鑫是湘军建军之初的将领之一，深受曾国藩的赏识，一直准备重用他。然而，王鑫却认为自己是最早带湘勇之人，并不想接受曾国藩的约束，准备自己另立门户，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在曾国藩将湘军的营地迂回衡阳之后，让王鑫回湘乡去招募湘勇。当王鑫回到湘乡之后，不但十分张扬，就像是朝廷大员出巡一样，还在招募湘勇的时候，比曾国藩规定的人数要多，竟达三千之多。更让曾国藩吃惊的是，当王鑫率领着这三千湘勇到达长沙之后，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交往过密，慢慢地显露出了自成一军，脱离曾国藩指挥的趋向。

曾国藩见此情景，严格地要求王室除了仍然带领一个营的湘勇之外，新招来的湘勇另外编成两个营，由曾国藩另派人选为营官，但是，在这个时候，骆秉章却不命令王鑫裁员。使得王鑫拒不听命，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走上了彻底决裂之路。

形势已经无法挽回，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曾国藩只好忍痛和大肆攻击，使得吴甄甫（吴文镕）不再调王鑫的军队北援，从此王鑫的军队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样一来，由于王鑫不能够出省作战，省内的财政又十分地困难，使得他不得不将三千四百人的军队减到两千多。由此，对于后来出现的效仿者也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进一步加强了笼络和控制部属的策略，要求湘军的将领在招募士兵的时候，必须严格地按照所规定的营规去办，包括人员编制、操演训练之法等，都必须依章行事，稍有越轨之处便会遭到革职或调离。

曾国藩并不是坚决地限制下属实力过分壮大，不允许下属自立门户，寻求发展。他的这一策略只是在湘军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得以壮大和成熟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湘军的整体统一而采取的策略。当湘军具有了一定的势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时机的时候，他却鼓励手下有能力的人独立门户。这也正是曾国藩在建设湘军，使得湘军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曾国藩一方面着力于对湘军之中人才的培养，在一定的时机内又采取允许下属独立门户的开明政策，适时地给予鼓励，使得湘军的发展速度很快，成为了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